近日，为了庆祝祖国60岁生日，作为献礼，一座高3.6米、重26吨，印有“和谐盛世”的巨型“玺”状石雕矗立在了朝阳公园。这是书法家郑久康历经近 三年时间，经过无数次选料、构思，创作而成的结晶。而这个“结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郑久康精湛的艺术上，更活跃在他的思想中。“和谐盛世”的问世，展现了郑久康脱离自我，寄情怀于祖国的大智慧。

　　郑久康：至人无己方能圣人无名

　　至人无己

　　在治“和谐盛世”巨型“玺”状印的那些日子，郑久康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工地，和制作雕塑的工人们在一起劳作。倘若有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很难想到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就是这座雕塑的创造者。一天下来，郑久康都会弄得满身的灰尘。无论是当初的创作，还是如今的制作，郑久康那满身的“狼狈”，足以见证他对艺术的渴望与忘我。

　　“起初最原始的冲动就是2004年想治一个大印，成为‘天下第一印’献给祖国60华诞。想法就这样简单。”谈到“和谐盛世”巨型“玺”状印的时候，郑久康说到。但是，要真正实施的时候，他考虑的事情便开始多了起来。“艺术工作者的功能是什么？现在年纪大了开始思考这些了。在我看来，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歌颂祖国，去歌颂我们社会中那些主流的积极向上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

　　从有这个想法，到雕塑落成，郑久康共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进行选料、构思和创作。

　　2006年中，郑久康同司马南等一同来到敦煌采风。在历经千古沧桑的敦煌石刻面前，几人聊起了印章。司马南随口问郑久康：能不能治一个集中华文化大成之印。没想到，郑久康一口应下。而治如此之印谈何容易，随行几人都以为郑久康是在说笑，便没当真。

　　但就从那时起，郑久康心中之印开始渐渐清晰。

　　回到北京后，郑久康开始在北京房山石窝、河北曲阳等地不断寻找合适的石材，并先后十几次前往找寻。“一开始，我想使用汉白玉的石头，但又觉得汉白玉有些司空见惯，并没有神秘感。”这使得郑久康坚定了寻找一块上等石材的决心。功夫不负苦心人，历经三年时间，郑久康终于在曲阳的景径县找到了一块心目中的石头。当找到这块石头的时候，距离祖国60华诞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这块被郑久康用来雕刻“和谐盛世”巨型“玺”的石材十分厚重。外观看上去像是有很多鱼子附在上面，石面偏黑色，郑久康给它起名为“乌青鱼子石”。“这块石头有着‘多财多子’的含义，‘财’代表财富，而‘子’则代表我们龙的传人、华夏子孙。寓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但看到此石时，石材还是山体的一部分，郑久康要想把这块近60立方米的石材开凿出来，谈何容易。几十工匠数月劳作，冒着巨石可能随时崩裂以致前功尽弃的风险，终于大功告成。石出之日，巨石引得中国主产地之一的曲阳民众驻足围观，均称：此为中华第一石。

　　闻听此言，在印的外形上，郑久康迸发了艺术的灵感：“当时，我就决定将这枚集中华文化大成之印，在外形上处理成‘玺’的样式。‘玺’，中华文化的独创，华夏文明的瑰宝，秦统一六国之前，官印、私印的统称，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遂规定从今以后，只有皇帝御用之印可称为‘玺’，其余官印、私印均不可再称为‘玺’。从此，‘玺’作为印章规格的最高代表，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权威，也将中华文化的最精华部分集于一身，成为中国古代光辉灿烂文化的一种标志。”

书法篆刻家郑久康向中外来宾介绍“和谐盛世”巨型“玺”的创作经过

　　有了印的外形，印文自然应运而生，“和谐盛世，这四个字的得来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从我心里流出来的。” 郑久康决定“和谐盛世”四个大字所用字体为秦篆的风格，而在日后篆刻时，郑久康又掺进了方笔魏碑风骨，并与刀笔相容，刚劲有力。

　　此外，“和谐盛世”巨型“玺”的印纽郑久康使用了祥云如意的图形。如意的形状，祥云的花纹，与我国传统文化一脉相通。当然，有这样认知的人绝不只有郑久康。还在郑久康完成“和谐盛世”巨型“玺”创作构思没多久，北京中加学校董事长彭建华便得知了此事。经过一番交流之后，彭建华随即决定资助这件罕见的艺术作品。一年成印，“和谐盛世”四个红色大字，衬在金色印体之上，郑久康和彭建华一同将“和谐盛世”巨型“玺”捐献给了北京市朝阳公园。心愿得了。

　　圣人无名

　　能治出如此之印，郑久康认为这与自己爱品老庄之说及禅学关系甚大。郑久康认为禅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且与艺术最为贴近。并且读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体悟的过程，刻写的过程更成了郑久康参禅礼佛、修炼心性的履历。

　　正是对禅的兴趣和感知，使得郑久康在对艺术的认识上，发生了转变。“年轻的时候自己过于自我，过于狂放了。我曾经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追求艺术的人，不能妥协。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变通了。现在我觉得对艺术，对人更应该多一些包容和忍让。”如果有人向郑久康提出任何艺术批评，他会马上接受。他的艺术创作也在试图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是我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原来的我，创作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现在的我已经懂得博众家之长。这是禅的智慧。”做艺术可以狂放，做人要低调。艺术就应该插上想象的翅膀，进行夸张。这是郑久康对艺术的理解。

　　在郑久康看来，艺术与禅是源通的。他认为，艺术是光明的，而不是过分地表现自我。虽然个性是不可少的，但艺术首先是要给大家带来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并且要弘扬一种大美——向上向善的美。从色彩上说，艺术应该是金黄色的。“有些艺术家总说自己的苦闷、郁闷可以用艺术来表现，但我不那么认为。艺术给人们带来的应该是美好，而不是幽怨。”

　　在治“和谐盛世”巨型“玺”状印的那些日子，郑久康每天都会准时来到工地，和制作雕塑的工人们在一起劳作。

　　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悲壮、郑板桥的逍遥，是郑久康最景仰和着意仿效的。同时，他们也影响了郑久康的艺术风格。虽然硕大的印章之上，只有“和谐盛世”四个大字，但是它却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以最简约、最精练的方式体现了出来。“印章上字数不多，却要表现很深的内涵，这就是一种浓缩的精华。书法，可以写一首长诗，而篆刻是不允许的。它需要把一首诗里的精华提炼出来。” 这是郑久康来自实践的经验之谈，也可以说是他艺术路线的简约概括。

　　然而，书法和篆刻又是分不开的。书法自有金石之气，但真正实现它的人相对来说却比较少。“先练书法，再习篆刻，笔法会进入刀法；先练篆刻，再写书法，刀法会进入笔法。”郑久康提到。刻石印用的是铁笔，用铁笔去书写流动的线条。写字时带上了刀的感觉，才会有金石之气。古时许多大书法家，其篆刻技艺一样十分精湛，他们往往不会只精于一门，“不进行篆刻是不能完全体会书法中的奥妙的。”

　　如今，艺术已变成了郑久康生活的全部，成为了他生活的“必需品”。体现在艺术创作上，便是力求为社会多做些事。向奥运会捐献“和谐奥运”巨玺、为清西陵篆刻“德”字巨型文化石、为北京妙灵山庄创作“五福临门”石刻……在做一系列公益活动的同时，郑久康对其创作的信心也愈加增强。这其中，不仅为世人带来了诸多宝贵的艺术作品，同时也给郑久康带来了“智慧”。

　　“我的灵感来自使命，每当那时，我都感觉我应该去做这件事。现在做很多事，我已经有了一些所谓忘我的感觉。小知不及大知，正如《庄子》中《逍遥游》里所言，对艺术的追求最终还是要升华到脱离自我，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文/白伟林 图/陆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