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泛珠三角区域服务业发展水平分析

从1978年来看，九省区增加值结构以“一、二、三”为主（五个省区）。除了海南省以外，其他八省区第三产业都是GDP构成中最小的部分。① 与全国同期的“二、一、三”产业结构相比，九省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几乎都较大地高于全国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都低于全国水平，大多数地方（七个省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也低于全国水平。因此，从总体上来看，1978年九省区仍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相对于全国同期的产业结构水平较为滞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高比重，工业次之，服务业比重最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较为微小。到205年，九省区增加值结构转变为以“二、三、一”为主（六个省区），湖南、海南、广西三省区第三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从总体上来看，2005年九省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正逐步向工业化中期过渡，各省区1978一2005年第三产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整体GDP增长均速，第三产业成为推动九省区同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78一2005年，九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上升18．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同期的巧．7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地位的相对提升，为泛珠三角区域服务业的合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产业的比重仅仅代表该产业发展的相对水平，反映的是三次产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对比关系。第三产业比重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发展水平高。假定某地第三产业处于落后状况，而工业更不发达，第三产业因工业比重低就有可能占有较高的比重。因此，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可一概而论。一些欠发达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实际上很低，但其工业落后使第二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因此就有可能占较高的比重。这种现象可称为第三产业的“虚高”。与此相反，珠江三角洲一些制造业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强市，外向型工业发达，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其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低，甚至有可能低于上述欠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强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也低于欠发达地区。要全面衡量九省区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除了使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相对指标— 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还要辅之以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绝对指标— 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元／人）等于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全地区总人口，它衡量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水平：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高，标志着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水平高。它可用来消除比重指标的不确定性缺陷。此项指标的缺点在于不能反映第三产业对第一、二产业的关系及其相互适应程度。服务密度（万元／平方公里）等于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全地区总面积。与此对应的还有农业密度（第一产业增加值除以全地区总面积）、工业密度（第二产业增加值除以全地区总面积），三者统称产业密度（GDP除以全地区总面积）。它们可用来分析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空间布局状况和土地利用效率。

从横向看，1978年九省区人均服务产品指数只有海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 个百分点，其余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 一65％不等。到2005年，广东、福建分别提升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8％、29％，其余省区则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 一63％。指数最低的贵州几乎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3。

从纵向看，1978一2的5年，人均服务产品指数上升的有：广东（＋123）、福建（＋66）、湖南（＋13）、云南（＋13）、四川（＋2）、贵州（＋2）；下降的有：海南（一73）、江西（一2）、广西（一1）。这提示我们，1978 年以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福建，第三产业绝对水平大幅度增长，迅速拉开了与九省区其他地区的差距。但是，无论是1978年还是2005年，九省区大多数地区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都低于全国水平，这与这些地区经济总体上仍不够发达有关。如2005年九省区人均GDP除广东、福建外都低于全国水平，这提示我们，九省区大部分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绝对水平仍较低。从服务密度来看，九省区大多数地方1978年以及2005年的服务密度都高于全国水平，表明第三产业的空间布局状况和土地利用效率较为良好。这可能与九省区人口密度相对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有关。

以上分析表明，从相对水平（服务业比重）来看，九省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205年有五个省区的服务业比重高于全国水平；但从绝对水平（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来看，九省区中大多数地区与全国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05年有七个省区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低于全国水平。九省区的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潜在增长空间。这同时意味着通过集中资源促进服务业进一步发展，使之满足现代生产以及人们生活提出的新需求，可以成为弥补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为了进一步衡量服务业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就业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分析1978一2田5年九省区服务业对GDP、就业增长的贡献率（见表4）。服务业对各省GDP增长的贡献率在35％ 一45％之间波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对各省区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则主要在37％ 一70％之间波动，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九省区服务业不仅自身呈现出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对经济、就业增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1978年和以刃5年各省区服务业占GDP比重都高于其就业比重，即比较劳动生产率都高于1，体现了较好的比较效益。

（二）泛珠三角区域服务业发展差异分析

泛珠三角区域服务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按服 务 业 发 展水平的不同，泛珠三角区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香港、澳门，人均 G D P高 于2万美元，已进人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第三产业发达。香港是集金融、运输、信息、商贸等服务业为一体的国际大都市，积累了市场经济运作的丰富经验，商务服务业运作水平高，具有内地在短期内难以赶得上的资金、信息、人才、法制、语言、环境等综合优势，在协助外商对泛珠三角进行投资方面，也具有资本安全、沟通容易等优势。澳门旅游博彩业世界闻名，么X辫年占澳门GDP比重高达38．7％，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区位优势使得澳门可能成为中国加强发展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关系的桥梁。

第二层次是广东、福建，广东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福建超过2000美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比重低，制造业发达。2005年，广东、福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达43．1％和38．6％。从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服务密度等指标来看，广东、福建的指标明显高于全国以及泛珠三角其他省区的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发达。2阅5年，广东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接近1万亿元，占全国的12．4％，居各省区市的首位，服务业与制造业“双轮驱动”，共同拉动广东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基本形成。在金融、商贸、物流、中介服务业等方面，广东有着比其他内地省区更强的竞争优势。福建省近年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高速增长，商贸、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保持平稳发展，《福建省“十一五”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福建省将投资2830亿元，重点支持现代物流业、传统流通业改造，以及城市服务业、农村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等发展，福建省服务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三层次是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江西，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服务业发展的绝对水平较低。按产业结构水平的不同这七个省区又可划分为两大类。其中第一类包括湖南、广西、海南，其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在社会化分工由国内扩展到国际的今天，在存在广泛的国际产业分工的外部环境中，世界工业化潮流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把工业作为本地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或唯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而应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资源察赋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服（务）则服、宜轻（工）则轻、宜重（工）则重，不必削足适履。① 在实现工业化之前，湖南、广西、海南就是主要通过发展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典型范例。2005年，三省区第三产业都构成了GDP中的最主要成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与三省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特定服务领域取得较大发展密切相关。如湖南的电视电影传媒业、娱乐业，海南和广西的旅游业，都是国内同领域的翘楚。尽管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三省区仍实现了服务业的超前发展，在国内竞争焦点逐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格局变动中占取了先机。

第二类则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江西四省，国民 经 济 以工 农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与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比较吻合。四省第三产业比重与第二产业比较接近，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一些资源型产业（如旅游业），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中，四省也具有自身的一些比较优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新型工业化的深人推进，四省服务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评价研究中心对中国31个省区市服务业竞争力做了系统评估。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泛珠三角九省区服务业竞争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5）。泛珠各省区之间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的梯度性，有利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性服务业分工与协作，促进服务业的合作发展，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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