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只有如此，才能减轻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渐下降所带来的压力，为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结构调整赢得时间。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止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

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大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可参见，蔡昉、都阳和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馆，2005。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例如，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为9.33亿人，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劳动参与人口933万人，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

我们知道，决定劳动参与的两个直接的因素分别是市场工资率和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在保留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工资率越高，则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在市场工资率给定的情况下，个人的保留工资越高则其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此推而广之，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由于经济发展迫近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这实际上是今后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基础条件。就影响保留工资的因素而言，既包括个人的因素，也包括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制度性的因素。我们将在后面的制度分析中，更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

使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更高的水平也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与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因为，就平均受教育年限而言，虽然较之很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高，但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而和发达国家相比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业已实现的人口结构转变，在总人口中教育适龄人口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因此，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使得我国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

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分割，导致居住在农村和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重过高，而如前所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掘未来的劳动供给潜力的主要源泉所在。在由农业劳动力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形式和各种内容的培训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尤其重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34.4%，较之2004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这一方面说明，培训已经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农村外出的劳动力成为非农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培训的方式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有很大的潜力，而且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直接的效果。劳动力短缺最先从沿海发达地区的技工短缺开始显现，就充分说明培训对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的作用。

（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

近年来，两个同时出现的、似乎矛盾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一方面，在农村迁移劳动力市场上，频频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困难，成为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群体。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和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高失业并存，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结构性失业。我们知道，即便在劳动参与率很高的情况下，较高的失业率也可能使一部分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地得以利用。因此，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建立需求导向型的教育体制有两层含义：首先，从教育投入看，相当大一部分教育投资的方向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其次，教育的内容安排和教育的结构调整需要以劳动力市场信号为基础。因此，一个理想的教育发展模式应该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进行合理安排、对社会资源加以合理引导，同时，教育的内部结构和内容安排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一起构成教育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

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的行业分布、地区分布、职业分布等内容，相应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反映了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职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例如，对于许多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也是一种需求导向。要使这种需求真正能够引导大学生到这些地区就业，一方面毕业生要转变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也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些领域。同时，教育部门也可以在这些地区根据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关系，调整教育的规模。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分布对于教育的结构调整是比较重要的信息。由于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不断发生。因此，一方面很多传统的行业和职业趋于消亡，另一方面，大量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又在不断产生。教育结构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教育的效率就会降低。

（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转折已经开始，但是从存量关系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在今后扩大就业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率仍然处于一定的水平，城镇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的局面需要通过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来解决。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有自己的独特性，很难在国际经验中照搬现有的模式，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条不紊地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具体来说，劳动力市场发育既有转型的问题，也有发展的问题；既要考虑大国的资源禀赋结构的独特性，也要考虑改革推进的时机。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在区域间还有很大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战略，其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这种差异性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制约着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审慎地予以应对。

第三，需要进一步明确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方向，完善规制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规制的力度和市场机制的发挥可能存在的冲突。如果二者之间的权衡关系选择不当，或者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或者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混乱。

（作者：都阳,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