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内外不平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引起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内外不平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内外不平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1国际经济失衡短时间难以消除

首先，国际生产要素转移和产业分工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明显变化。其次，国民储蓄率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再次，利用汇率调整短时间也难以奏效。尽管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有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2中国存在可能长期发生贸易顺差或“双顺差”的特殊原因

从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即使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存在贸易顺差(不一定是经常项顺差)，同时存在资本项下的顺差，也就是“双顺差”的情况。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双顺差，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可能在今后仍然持续下去。首先，中国从起飞之初就大量引入外资，大量外资的进入，带进了大量的技术、管理、市场渠道以及可以称为“配置资源能力”的各种生产要素，与中国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相结合，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国较早地实现了一些国家要到发展的较高阶段才拥有的贸易竞争力。其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较低，另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构成对外资的长期吸引力，得以使出口能力持续提高。再次，由于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的供给受到限制，制约了进口的增长。最后，由于国内体制方面存在缺陷，担心资本外逃，所以长期实行资本控制，这是长期存在资本账户顺差的原因。

3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

首先，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远没有结束，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高投资率将维持一段时间。其次，据有关预测，2013年以前，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居民储蓄保持较高水平，国内较高的储蓄率将得以保持。再次，短期内，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难以出现大的改变，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难以改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难以明显提升。

五 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平衡的若干思考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内外部经济均衡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也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1应继续将内部平衡目标放在宏观调控的优先位置，同时避免外部不平衡的过度积累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内需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大于外需。就业压力和发展不平衡等诸多矛盾长期存在；国内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尚未完成；经济结构还处在快速调整和升级阶段等，都要求一个增长率较高、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未来我国宏观调控要继续以内部平衡为首要目标。

要避免外部不均衡过度累积就要求对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进行调整，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状态是决定整个国际收支是否保持平衡的基础。从中长期看，要解决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城乡、地区均衡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革，资源约束等，我国仍可能面临着储蓄不足的困难。同时，作为处在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中长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都将高于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方面可以继续吸引较多的外资流入而使资本账户保持顺差，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增加进口保持经常账户的小幅度顺差或逆差。要实现国际收支这种结构的转变，就必须对汇率、进出口、外资等影响收支结构的变量进行调整。

2推进汇率市场化促进内外平衡

汇率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宏观指标与调节工具之一，对平衡国内外经济能起很重要的作用。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能够化解一部分中国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的问题。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同时又要掌握主动、量力而行，逐步发挥包括汇率在内的各种价格信号对国际收支的杠杆调整作用。同时，在汇率调整过程中，应该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进行，不仅是追求更多弹性和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更应该让价格、让市场在引导资源流动方面发挥作用。宏观调节工具也不仅是汇率，其他的工具如利率、价格、货币供应量、财政预算平衡等等都对宏观经济起着重要作用，都需要有灵活的调节机制。在利率放不开、部分价格扭曲的环境下，把所有的调节希望都放在汇率上，就会使汇率大起大落，造成新的扭曲。同样，如果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对利率、汇率等反应不敏感，也会使这些宏观调控大打折扣。因此，汇率的改革要有其他改革的大力配合。在理顺汇率的同时，要把整体经济大体理顺。

3理性对待高储蓄，高度重视储蓄-投资缺口

缩小或弥合储蓄-投资缺口，一靠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二靠进一步扩大净出口，三靠提高投资率。在内外失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储蓄率扩大消费是一个较好的选项。可以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通过减少政府储蓄，把这一部分收入用于社会发展领域的政府支出。通过扩大公共投资、降低公共产品价格，才能建立起启动城乡消费的长效机制，并可通过公共投资的扩大来消化加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促进各行业的协调发展。从扩大公共投资角度来看，有三个切入点。一是从投资力度来看，必须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保持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加大财政对于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交通、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投入，实现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消费的目标。二是从投资的方向来看，要改变偏重开发区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忽视环境、卫生、基础教育、防灾减灾等人文类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倾向，通过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城乡消费条件，降低储蓄意愿。三是从投资地区来看，应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重点是农村基本医疗、乡村道路、人畜清洁饮用水工程、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和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这些地区消费条件的不足，刺激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可消费开支能力的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储蓄，从而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还可以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达到增加消费、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4扩大住宅投资，满足被延迟的住房需求，消化过剩产能

从行业规模和对中间产品产能的消化能力看，除公共产品外，住宅行业对于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消化能力无疑是最强的，增加住宅投资也不会产生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在住宅建设领域，投资过程本身就是居住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不会产生进一步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供给量，可以有效抑制住宅价格的上涨。尽管经过近年的宏观调控，商品住宅价格的涨幅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商品住宅价格的高企，正在大量侵蚀居民的消费能力，大量购房者正在以自身和父母两代人的多年储蓄为代价购买作为必需品的住房，把当前可支配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未来的收入用于购买高价格的住宅产品，不仅使用于其他消费品的当前消费能力大大下降，而且使未来的消费能力也被提前透支。通过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供给量，可以有效抑制住宅价格的上涨，甚至降低住宅价格，满足因价格高企而延迟了的购房需求。

5合理搭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是依据汇率制度选择而确定的。在名义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财政政策效果显著；在汇率能够较自由浮动的前提下，财政政策效果不显著，货币政策效果显著。

为实现经济内外平衡，财政政策应该继续调整。在支出政策上，尽快实现财政开支的结构调整，将重点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对消费的支持，主要增加医疗、教育、社保、公务员工资等的支出。税收政策应该向消费倾斜，可以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收燃油税、不动产税和房地产短期交易个人所得税。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将增加的政府收入纳入国家财政统筹安排。

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必须由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从行政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转变。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政策、准备金率等手段，对利率和汇率施加影响。在贸易政策更加开放的情况下，央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内外均衡的政策工具要多元化，更要注重政策工具的有机组合。

6市场主导，逐步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来进行的，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信号并没有真正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中国非贸易品部门的价格必须进一步市场化。只有放松价格管制，放松行业准入并允许经营主体多元化，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被扭曲，劳动力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健全，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不合理。一方面，企业很容易将政府经济政策调整的不利影响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另外，劳动力市场没有价格形成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工人名义工资没有大的变化，而实际工资却在下降，影响了劳动者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政府在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应该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莫瑞斯·奥博斯特弗尔德、肯尼斯·若戈夫著《高级国际金融学教程》（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张燕生、姚淑梅、刘旭主编《增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性》，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陈洪波：《缩小储蓄投资缺口纾缓三大发展压力》，《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毕吉耀：《如何看待和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刘煜辉：《透过分配镜像走出宏观调控迷思》，2007年3月26日《上海证券报》。

（作者：王远鸿,经济学硕士，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财金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财政金融、证券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