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国际比较

2007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度）获得者斯彭斯（Spence，Michael），在《华尔街日报》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研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问题。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国民财富：为什么中国增长得这么快？》(“Wealth of Nations：Why China Grows So Fast?”)；另一篇题目是：《国民财富：是什么推动了高增长率？》(“Wealth of Nations: What Drives High Growth Rates?”)。

斯彭斯在其第一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高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他给“持续高增长”下了一个定义：“高”是指GDP增长超过7%；“持续”是指超过25年。按此定义，他指出，有11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持续高增长（本文这里按进入持续高增长的先后排序）：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泰国、马耳他（欧洲地中海）、阿曼（西亚南部）、印度尼西亚、博茨瓦纳（南非）、马来西亚和中国。他强调指出，中国是最新进入的一个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案例。

斯彭斯在其文章中着重分析了这11个经济体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体系，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人口跨地区和跨部门的流动性，微观层面上企业适应快速变化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但没有分析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我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数据，绘出这11个经济体在其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见图1，图中因阿曼1967年和1968年GDP增长率畸高，分别高达66.2%和82%，而图1纵坐标的上限为35%，故这两年的数据在图中未完全显示出来），[1] 并将它们持续高增长阶段的起止年份、持续年数，以及持续高增长阶段各年份GDP增长率的平均值（算术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列于表1。从比较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与其他10个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

图1                11个经济体GDP增长率曲线

表1                        11个经济体比较

图1中的粗黑曲线是中国1977年至2006年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按照斯彭斯的“持续高增长”定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7%），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可从1977年算起，即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算起。最早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接着，60年代中后期，泰国、马耳他、阿曼、印度尼西亚和博茨瓦纳5个国家先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70年代初，又有马来西亚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然而，1989年之后至2002年，除中国外，其他10个经济体已先后结束了持续高增长阶段，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持续高增长年份最长的是韩国，为40年；其次是新加坡，为37年。持续高增长年份最短的是阿曼，为26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达30年，该趋势尚未结束。

在这11个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高的前三位是阿曼、博茨瓦纳和中国。从持续高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来看，阿曼最高，达15.16%；博茨瓦纳次之，为11.47%；再次就是中国，为9.72%。虽然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高，但其波动的幅度很大。阿曼在1967年和1968年GDP增长率曾分别高达66.2%和82%，随后，1973年又猛降到–14%，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峰谷落差达96个百分点。博茨瓦纳在1972年GDP增长率曾高达29.8%，随后，1975年又降到–1.3%，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峰谷落差达31.1个百分点。中国在其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最高点（1984年15.2%）和最低点（1990年3.8%）之间的峰谷落差为11.4个百分点。表1列出了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除以其平均值）。变异系数越大，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越大，波动幅度就越大；变异系数越小，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越小，波动幅度就越小。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最大，分别为1.315和0.626；而中国最小，仅为0.285。这表明，以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的经济波动幅度，阿曼是中国的4.6倍，博茨瓦纳是中国的2.2倍。

二、中国本轮经济周期的新特点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趋势尚未结束，而在延续之中。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0轮周期中。与前9轮经济周期相比，从200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周期又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在中国以往历次经济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到2007年底已持续8年，即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已连续8年在8%以上至11%左右的适度增长区间内平稳较快地运行。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波动形态，或者说出现了良性大变形，即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图2显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2007年，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在前9个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一、二年。本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到2006年，GDP增长率分别为：8.4%、8.3%、9.1%、10%、10.1%、10.4%、11.1%，2007年预计为11.5%左右。

图2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7年）

在前面提到的11个持续高增长经济体中，曾有4个经济体出现过GDP增长率连续8年以上每年都超过8%的情况。新加坡在1966年至1973年，连续8年GDP增长率在11.1%至13.9%（见图3中虚线圈部分）。台湾地区在1963年至1973年，连续11年GDP增长率在8.9%至13.3%（见图4中虚线圈部分）。泰国在1987年至1995年，连续9年GDP增长率在8.1%至13.3%（见图5中虚线圈部分）。马来西亚在1988年至1996年，连续9年GDP增长率在8.9%至10%（见图6中虚线圈部分）。

图3     新加坡GDP增长率              图4     台湾地区GDP增长率

图5       泰国GDP增长率              图6     马来西亚GDP增长率

三、良性大变形的原因分析

中国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之所以一直在延长，或者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出现良性大变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从供求分析框架出发进行分析。

（一）供给面分析：体制因素

供给面的活力和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新变化。过去，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需求主导型经济周期。经济上升的驱动力常常是需求膨胀（包括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而供给严重制约。每当经济过热时，主要的瓶颈制约是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等）的供给短缺。在供给面的严重短缺下，不得不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大幅度的向下调整。而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供给主导型经济周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严重短缺状况基本改变，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新变化。原有的“煤、电、油、运、材”的瓶颈制约已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相对过剩。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

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中国就业结构包括就业的城乡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006年与1978年相比（见表2）：（1）从就业的城乡结构看，城镇就业比重由23.7%上升到37.1%，上升了13.4个百分点；乡村就业比重由76.3%下降到62.9%，下降了13.4个百分点。（2）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2.6%，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5.2%，上升了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3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从1997年起，第二产业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3）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看，在城镇中，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由78.3%下降到22.7%，下降了55.6个百分点；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由21.7%上升到77.3%，上升了55.6个百分点。从1998年起，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国有单位。以上就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以不变价计算的每个城乡就业人员的GDP产出率，1978年为903元，2006年上升到6304元，提高了6倍。一方面，这使经济的供给面大大改善和提高；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以及城镇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等，其劳动力成本很低，使城镇中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使其购买力较低。这样，一般商品供大于求，使物价保持着低稳水平。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本轮经济周期中“高增长、低通胀”现象。

表2     就业结构的变化

（二）需求面分析：发展因素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加快阶段。整体上说，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2001美元。这就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着房地产业和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整体上说，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如住房、轿车）升级。城镇中除高收入者外，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也正在不断积蓄，这部分购买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策面分析：宏观调控因素

过去，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经常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从195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共经历了五个周期，其中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五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四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11%以上至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以往的宏观调控也都是在经济“大起”之后，即经济全面过热之后再来进行调控。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汲取了历史上多次“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宏观调控表现出新特点：第一是及时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及时地进行宏观调控，防止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由局部性问题转为全局性问题。第二是不断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不断地、多次性地进行微调，控制住经济波动的峰位，使经济波动不“冒顶”，即不突破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从中国目前国情看，大体为11%左右）。这就有利于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延长。

四、相关的政策建议

1. 宏观调控：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

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经修订为11.1%。2007年上半年，又略有上升，为11.5%。根据历史经验，这已经处于或稍微越过中国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边缘。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过程中，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有所上升，但考虑到资源消耗（特别是能源、土地）和环境污染这些新的经济增长制约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还不能把握的过高。因此，还要紧密跟踪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主要倾向还是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为过热。这里要强调的是：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以延长经济周期继续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

本轮经济周期由上升通道转向下降通道的拐点一直还没有来。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拐点，或者说调整，总会来的。但拐点有两种：一种是大拐点，一种是小拐点。大拐点是指经济周期由上升通道向下降通道剧烈的、大幅度的转折。这种转折往往要付出较大的调整代价。小拐点则是指经济周期由上升通道向下降通道平缓的、小幅度的转折。有人建议把大拐点叫作“狼点”，以区分于小拐点。不断地进行宏观调控，就是要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以防范大拐点——“狼点”的出现。美国著名经济周期专家熊彼特当年曾把经济周期波动中繁荣的转折称为“清理的过程”。他把这种转折或清理过程也分为两种：一种称作“清理的正常过程”，指周期波动中必然的、有益的调整；另一种称作“清理的非正常过程”，指具有巨大损失和破坏性的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小拐点”，可以对应熊彼特的“清理的正常过程”；我们所说的“大拐点”，可以对应熊彼特的“清理的非正常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世界上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周期平滑化的趋势。美国学者将其称为经济波动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中国经济周期也出现了平滑化的良性大变形。其中原因，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都与各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宏观调控的不断改善有关。所谓经济周期的平滑化趋势是指，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这样，在以十年左右为期的“中程”周期来考察时，其中可能包含两、三个小的“短程”周期，也就是说，其中可能包含不止一个上拐点（峰顶），可能包含两、三个小的上拐点。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

为延长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运行，在一轮周期中，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多次进行微调，并不意味着前一次微调没有起作用，也不意味着这次微调之后不再需要进行新的微调。当然，不断地、多次性地进行微调也并不意味着过于频繁的调控，而要给每次调控以一定的消化、吸收过程。

在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中，还需要强调的是：密切关注宏观总体稳定下的一些局部波动问题，如总体稳定下的不同产业的波动问题，总体稳定下的价格（如物价、房价）波动问题，总体稳定下的股市波动问题等。这里有两个“防止”：一方面是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为过热；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一些局部问题的冲击，防止局部问题转化为全局问题。

2. 把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长”抓不懈。

不久之前公布的2006年全国和各地区单位GDP能耗情况，以及2007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仍然是任重而道远。2006年，中国单位GDP能耗虽出现三年来首次由升转降，比2005年下降1.33%，但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下降目标；全国除北京外，各地区均未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的目标任务。2007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0.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0.5%，污染减排形势亦不容乐观。

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本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我们常说把住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属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而土地闸门属政府的微观规制问题。但由于政府的微观规制是“政府”的职能，很多人就将其视为“宏观”问题而归入宏观调控职能中。这样一来，不利于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的贯彻执行。因为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和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据经济形势的“冷热”变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时松时紧。但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属于微观规制方面的长期任务，却不能时松时紧，而必须“长”抓不懈。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紧了节能减排和土地利用等审批工作，因此经常有人问，什么时候宏观调控可以转松。其意思是，什么时候节能减排的审批门槛和土地闸门可以放松。所以，要把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利于“长”抓不懈，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 如何解决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困境。

目前，中国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外贸顺差持续增大。要解决这个外部不平衡问题，就需要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那么，要扩大哪部分内需呢？这又涉及到国内的内部不平衡问题，即当前内需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要继续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吗？那固定资产投资不是更要反弹和过热，投资率不是更要升高吗！要继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吗？那现在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一角度所表现出来的消费需求已不算低。近三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均在12%以上，2007年上半年又达15.4%。要说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那主要是什么不足呢？一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消费不足；二是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不足；三是居民住房消费不足。现在，中国许多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但居民住房供给仍处于短缺状况，房价上涨的压力很大。

要解决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问题，除了要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除了要扩大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目前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当中的居民住房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这主要是要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居民购买住房，对居民生活使用来说，是消费；但对国际上统一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来说，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却算作投资（固定资本形成），与此同时，居民购买住房后的年度折旧，以虚拟房租的计算列入消费。在中国，住房年度折旧率很低，一般以住房50年为期，年度折旧率仅为2%，这就大大压低了消费率。

加之，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基数较小，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很小，2006年仅为3.1%。而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经常占到14%左右。因此，在中国，扩大居民住房需求，增加居民住房支出，是提高中国消费率的一个长期的、重要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大量地盖房子，增加投资。所以，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里，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然会存在，但在居民住房扩大之后，以及在统计上合理提高住房年度折旧率之后，中国消费率会提高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为了提高消费率，眼前还要保持一定的较高的投资率，以扩大住房供给。

然而，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其供给的扩大需要珍贵的土地，需要各种原材料的大量投入，这要有一个过程。要加强规划，优化商品房供给结构，加大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房和廉租房的供给，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这既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也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发展的长远问题。（刘树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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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把握本轮周期中宏观调控的多阶段性特点》，载经济蓝皮书《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刘树成：《又好又快：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载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7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载王洛林主编《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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