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国际比较

2007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度）获得者斯彭斯（Spence，Michael），在《华尔街日报》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研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问题。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国民财富：为什么中国增长得这么快？》(“Wealth of Nations：Why China Grows So Fast?”)；另一篇题目是：《国民财富：是什么推动了高增长率？》(“Wealth of Nations: What Drives High Growth Rates?”)。

斯彭斯在其第一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高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他给“持续高增长”下了一个定义：“高”是指GDP增长超过7%；“持续”是指超过25年。按此定义，他指出，有11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持续高增长（本文这里按进入持续高增长的先后排序）：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泰国、马耳他（欧洲地中海）、阿曼（西亚南部）、印度尼西亚、博茨瓦纳（南非）、马来西亚和中国。他强调指出，中国是最新进入的一个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案例。

斯彭斯在其文章中着重分析了这11个经济体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体系，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人口跨地区和跨部门的流动性，微观层面上企业适应快速变化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但没有分析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我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数据，绘出这11个经济体在其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见图1，图中因阿曼1967年和1968年GDP增长率畸高，分别高达66.2%和82%，而图1纵坐标的上限为35%，故这两年的数据在图中未完全显示出来），[1] 并将它们持续高增长阶段的起止年份、持续年数，以及持续高增长阶段各年份GDP增长率的平均值（算术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列于表1。从比较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与其他10个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

图1                11个经济体GDP增长率曲线

表1                        11个经济体比较

图1中的粗黑曲线是中国1977年至2006年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按照斯彭斯的“持续高增长”定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7%），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可从1977年算起，即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算起。最早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接着，60年代中后期，泰国、马耳他、阿曼、印度尼西亚和博茨瓦纳5个国家先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70年代初，又有马来西亚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然而，1989年之后至2002年，除中国外，其他10个经济体已先后结束了持续高增长阶段，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持续高增长年份最长的是韩国，为40年；其次是新加坡，为37年。持续高增长年份最短的是阿曼，为26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达30年，该趋势尚未结束。

在这11个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高的前三位是阿曼、博茨瓦纳和中国。从持续高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来看，阿曼最高，达15.16%；博茨瓦纳次之，为11.47%；再次就是中国，为9.72%。虽然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高，但其波动的幅度很大。阿曼在1967年和1968年GDP增长率曾分别高达66.2%和82%，随后，1973年又猛降到–14%，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峰谷落差达96个百分点。博茨瓦纳在1972年GDP增长率曾高达29.8%，随后，1975年又降到–1.3%，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峰谷落差达31.1个百分点。中国在其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最高点（1984年15.2%）和最低点（1990年3.8%）之间的峰谷落差为11.4个百分点。表1列出了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除以其平均值）。变异系数越大，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越大，波动幅度就越大；变异系数越小，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越小，波动幅度就越小。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最大，分别为1.315和0.626；而中国最小，仅为0.285。这表明，以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的经济波动幅度，阿曼是中国的4.6倍，博茨瓦纳是中国的2.2倍。

二、中国本轮经济周期的新特点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趋势尚未结束，而在延续之中。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0轮周期中。与前9轮经济周期相比，从200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周期又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在中国以往历次经济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到2007年底已持续8年，即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已连续8年在8%以上至11%左右的适度增长区间内平稳较快地运行。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波动形态，或者说出现了良性大变形，即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图2显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2007年，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在前9个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一、二年。本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到2006年，GDP增长率分别为：8.4%、8.3%、9.1%、10%、10.1%、10.4%、11.1%，2007年预计为11.5%左右。

图2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7年）

在前面提到的11个持续高增长经济体中，曾有4个经济体出现过GDP增长率连续8年以上每年都超过8%的情况。新加坡在1966年至1973年，连续8年GDP增长率在11.1%至13.9%（见图3中虚线圈部分）。台湾地区在1963年至1973年，连续11年GDP增长率在8.9%至13.3%（见图4中虚线圈部分）。泰国在1987年至1995年，连续9年GDP增长率在8.1%至13.3%（见图5中虚线圈部分）。马来西亚在1988年至1996年，连续9年GDP增长率在8.9%至10%（见图6中虚线圈部分）。

图3     新加坡GDP增长率              图4     台湾地区GDP增长率

图5       泰国GDP增长率              图6     马来西亚GDP增长率

三、良性大变形的原因分析

中国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之所以一直在延长，或者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出现良性大变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从供求分析框架出发进行分析。

（一）供给面分析：体制因素

供给面的活力和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新变化。过去，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需求主导型经济周期。经济上升的驱动力常常是需求膨胀（包括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而供给严重制约。每当经济过热时，主要的瓶颈制约是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等）的供给短缺。在供给面的严重短缺下，不得不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大幅度的向下调整。而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供给主导型经济周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严重短缺状况基本改变，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新变化。原有的“煤、电、油、运、材”的瓶颈制约已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相对过剩。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

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中国就业结构包括就业的城乡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006年与1978年相比（见表2）：（1）从就业的城乡结构看，城镇就业比重由23.7%上升到37.1%，上升了13.4个百分点；乡村就业比重由76.3%下降到62.9%，下降了13.4个百分点。（2）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2.6%，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5.2%，上升了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3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从1997年起，第二产业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3）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看，在城镇中，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由78.3%下降到22.7%，下降了55.6个百分点；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由21.7%上升到77.3%，上升了55.6个百分点。从1998年起，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国有单位。以上就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以不变价计算的每个城乡就业人员的GDP产出率，1978年为903元，2006年上升到6304元，提高了6倍。一方面，这使经济的供给面大大改善和提高；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以及城镇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等，其劳动力成本很低，使城镇中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使其购买力较低。这样，一般商品供大于求，使物价保持着低稳水平。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本轮经济周期中“高增长、低通胀”现象。

表2     就业结构的变化

（二）需求面分析：发展因素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加快阶段。整体上说，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2001美元。这就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着房地产业和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整体上说，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如住房、轿车）升级。城镇中除高收入者外，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也正在不断积蓄，这部分购买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