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创新的内涵，学界已经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正如张立昌所定义的那样，“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变革。它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创造、运用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新颖的手段和技术，革除传统教育观念和模式中陈腐的东西，在其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建立和形成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实现教育改革的过程。”张立昌：《创新、教育创新、创新教育》，《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26~33页。

教育改革运动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而发生与持续发展的，隐含着应对时代变迁所发展的价值观与社会理想。原先，中国社会在计划经济一元发展的教育体制下，教育目标较为简单，而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浪潮之下，教育的目标渐渐变得宽泛，学校的教育目的，已不是由政府的单一决策或某种教育观点决定，而是通过全校师生及家长热情的参与和考虑到相当多的具体因素来决定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主要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世界性的科技革命；另一个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新世纪之初，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教育作为服务行业之一，也将按照GATS（服务与贸易总协定）有关开放服务市场的规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这意味着被WTO成员国作为服务行业之一的教育领域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激烈的竞争，既是严峻的挑战，又为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将沿着这条思路，阐述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揭示其发展轨迹和路径，并预测未来走向。

一中国教育体制变革与创新之路[1]（一）中国教育体制的变迁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教育体制处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之中，因此，学校教育一直面临很大的冲击，若不能有所革新，不仅无法引领社会革新，反而会成为社会中保守退缩的机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教育体制发展来看，在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调整、改革和创新之中。学校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组织、课程及教学上都有所调整和创新。从图1中不难发现，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在在校学生人数方面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图1中国历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统计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

图1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各级在校生人数急剧扩张，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为人民办学的宗旨和理念。另外，从该图中也不难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处于不断改革和创新之中。从各级学校在校生人数规模发展来看，无不存在较大的起伏和波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且是无周期性的波动。这些迹象表明，在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教育体制也进行相应的取舍和延伸，导致不同的教育体制特征的形成。

（二）中国教育体制革新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建立不久，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此为开始标志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并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我国教育长期以来运行在一种以政府主导为基础、强调行政约束的制度环境中,以集中控制和绝对服从为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学区和学校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通常都会与已有的行政规则相冲突。在这种体制下，创新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整个教育系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阻止制度创新的倾向，在一定时期出现我国教育体制缺乏创新动力的表现。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教育体制也成为改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与教育结合在一起，作为振兴国家的根本战略，把我国的教育事业与我国的现代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随着中国加入WTO，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正因为这些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给中国教育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总体而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决策的多元化

过去，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都由相应级别的一般行政部门（组织部）任命，在学校管理的决策上相对比较集中。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国教育出现了校内决策与校外参与有机结合的势头，这种结合确保了学校内部决策的科学化。

2管理的分权化

合理整合行政权力与教学、学术权力，使学校发展符合公共机构的发展特点，这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又一特征。目前，我国学校已基本形成了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机构并行的管理体制，教学机构负责课程开发、教育质量评估、教学内容的创新等教学相关领域的管理；研究机构负责诸如科研规划、课题招标、成果鉴定、职称评定等学术业务领域的管理；行政机构负责教学管理、人事管理、计划财务、后勤服务等行政管理。

3实行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相结合的新机制

实行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相结合的新机制，在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科门类增多、管理层次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实现学校内部权责分配的科学化。

二义务教育阶段体制的创新与改革

制度创新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战略。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制度创新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在义务教育制度的运行中，我国对阻碍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一）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管理体制方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权力重心下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由于不同层级、不同区域政府的能力差异，义务教育在实施中引发的教师工资拖欠、办学经费不足等问题，国家从体制改革入手进行了调整。1995年《教育法》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的体制。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将基础教育管理确立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基础教育管理由权力的层层下移到向县级政府的回归，反映的不仅是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反映着国家创办义务教育的负责态度和精神。由于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变革，义务教育实施中的问题才不断得以解决。

（二）财政体制的创新

在财政体制方面，教育预算单列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制度的变革为义务教育的实施创造了条件。针对教育事权与财权相分离的情况，《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单独列项”使教育经费的预算等级提高，由原来的款级提高到类级，由国家预算中的第二次分配升格为第一次分配，促进了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提高了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效率。《教育法》规定的教育预算单列制度对义务教育也是完全适用的。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中的困难，国家实行转移支付制度，拨付专款支持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中的问题，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上收到县集中管理，设立工资资金专户，以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根据表1不难发现，中国义务教育存在很明显的地区不均衡发展情形。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中国义务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均衡发展的要求，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表1生均经费的变化单位：元，%项目年份生均杂费生均公用经费生均杂费与生均公用经费的比率200020032000200320002003普通小学16823746759635973977东部2443517279593356366中部1622183784764286458西部11617941151628223469普通中学8911627636232253204东部1401994366443211309中部8710521127741233791西部476523728419832289数据来源：《2005~2006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63页。

义务教育体制的创新归纳起来，包括：①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全额免费；②强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不仅要实行“平等教育”，还要注重“差别对待”，以达到效率的最大化；③实行倾斜政策，扶持弱势群体；④继续进行学校内部改革；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三高中阶段教育体制的创新与改革

高中阶段教育是相对于初中阶段教育的一个概念，指中等教育的高级阶段。高中阶段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国家培养新一代社会成员的重要途径。

（一）规模扩张

近几年，中国高中阶段教育持续稳步发展，办学规模有所扩大，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图2，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26％提高到2004年的476％。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为适应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人民群众对高中阶段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缓解初中升学压力，创造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良好环境，为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以及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2中学毛入学率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历年教育公报和统计资料编制。

（二）结构优化

图3显示，随着中国高等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大，其内部结构也出现较大调整。在1999年之前，高中的在校学生数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的在校学生所占比重都在不断上升。但是1999年之后，出现明显的转折。高中规模及其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而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所占比重则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图3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

总体而言，高中阶段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模式出现多样化趋势，高中教育办学模式多样化格局已初步形成；②重新调整了政府在三级教育间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加大了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投入；③加大高中办学的自主权，积极推动高中人事制度改革；④职业教育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

四高等教育体制的创新与改革[1]（一）体制创新的基本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阶段具有各自的特征和制度安排。一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原苏联模式（1949~1958年）

新中国发展之初，采取对苏联的一面倒政策。这个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便是专业主义。在组织上，采用专业集权的高等教育行政组织。国家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强调集中统一，主要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各部委直接管理。

2第二阶段：大跃进模式（1958~1961年）

1958年开始实行“三面红旗”政策，教育成为大跃进中的重要一环。该阶段，高等教育实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教育权力下放地方政府，高校内部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主张全民办教育。

3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6年）

高等教育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该阶段,削弱了政治课和劳动课的幅度，恢复1958年以前教育制度，院校小规模缩减。高等教育采用分离管理模式，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4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模式（1966~1977年）

在该阶段，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进行改革，学制缩短。在高等教育组织体制上，下放权力至地方“革命委员会”领导，由政党组织及军队进行管理，高等教育弥漫着政治色彩。

5第五阶段：四个现代化模式（1977~1990年）

在该阶段，高等教育由“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其规模急速扩展。在高等教育的管理上，更加法制化。该时期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充分表现出规模扩张、办学多样、强化研究以及经济导向的特征。

6第六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1990~1998年）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高等学校的功能发生急剧变化，高等教育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在管理体制上，继续推动中央有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所属的普通高校进行合理布局，主要是普通高校，也包括相关的成人高校。

7第七阶段：高等教育扩招模式（1999年~）

1999年国家实行扩招政策，高校在校生人数增长比第一阶段快，校均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基本特征

就教育制度层面而言，高等教育是国家最高层次的教育，代表国家最高级别的学术教育结构。但是，在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由于社会制度在不断地修正和变迁，作为社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制度也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与调整，逐渐改变其社会角色及管理运作的方式。由于中国社会仍处于不断发展和转型阶段，所以，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至今仍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变革，就会发现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影响很深远。图4显示，从199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来看，我们发现在1999年之前，有13年出现负增长，其中1971年高等教育萎缩最明显，而1961~1969年是高等教育持续萎缩阶段。

图4中国高等教育扩张速度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计算而得。

图4所描述的趋势，基本上和前文所阐述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若干阶段相吻合。但是，在具体转折点上，存在一定滞后。图4中，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56年，处于原苏联模式后期。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1970年，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期。第三个转折点出现在1981年，处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期。第四个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处于四个现代化建设末期。

另外，进入199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发生急剧的变革，扩招带来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表2显示，1999年后，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1999年前的增长模式有显著差异。因为，在这个千年之交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历史性变革。加入WTO的预期影响、通讯技术和网络的迅速普及等，都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拐点。为顺应社会需要，中国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急剧扩张。高等教育的扩招也使得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校均规模都有所增加。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由于师资不能同步增长，导致师生比有所下降。

表2扩招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年份学校数

（个）本专科在校生

规模（万人）本专科在校生规模比上一年增加绝对数（万人）比例（%）校均规模

（人/校）生师比19991071413427255212838151340200010415560914267345152891632001122571907162982931587018220021396903361842925636471191200315521108562052227271431702004173113335022494202977041622005179215617822828171276661685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8~2005年，http://wwweducn/HomePage/Zhong_guo_jiao_yu/jiao_yu_zi_xun/shu_zi/jiao_yu_fa_zhan/indexshtml，2006年8月16日。

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演变，绝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多种因素联合影响，是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干预进行及时反应而调整的结果。同时，在时间上存在很明显的滞后效果和累计效应。所谓滞后效果是政策或社会变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一定马上体现出来，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逐渐体现在高等教育规模上。所谓累计效应就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对社会变迁产生巨大冲击力，推动社会其他制度变革。比如高等教育扩招造成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局面，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和用人制度的调整，出现所谓的多米诺效应。

五民间办学的体制创新

中国的民办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举办的公立教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形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办教育已经从我国教育体系的补充部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民办基础教育在这期间也有较大的发展。在以往研究分类中，私立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是针对私立高等教育形式展开的，不包括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私有化。这里研究的除了民办高等教育之外，还包括民办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

根据表3，中国民办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内部的结构也不断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表3中国民办高校发展情况单位：所，万人类型20002005增加量机构数学生机构数学生机构数学生普通与成人高校3772252105172159797独立学院002951074629510746高等教育机构12829817107710915-2051098合计13191053716243217830521641数据来源：阎凤桥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财政问题及解决途径探析》，该文收录在“中日高等教育财政高层研讨会”文集中。

中国民办教育及其作用，得到了国家的肯定。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并于2003年9月1日发布实施，以保障与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为了贯彻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99号国109国务院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发布使民办学校享有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办学校从此有法可依。

民办学校的办学类型呈现多样化态势，民办学校已涵盖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本科等各个层次，其中既有独立设置学校，又有混合设置学校。举办者成分复杂，既有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也有公民个人和海外人士，既有独办，也有合办。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规格、门类齐全、灵活多样的办学体系。

作为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民办教育通过吸引民间力量来办学，部分弥补了公立教育的不足，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创新和突破。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民办教育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比如我国民办教育的法规不是很健全，法律法规之间不够配套；民办学校的投资规模一般不能太大，无法实现规模办学效益；民办学校比较缺乏稳定的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民办学校一般质量不及公立学校等。这些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来解决，在改革中不断解决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中国教育体制的创新和变革，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

六教育财政体制的创新和改革[1]（一）教育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历程1中央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1949~1980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各项经费包括教育经费都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市、县分级管理的体制。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需要拟定教育发展计划，逐级上报，最终由中央政府进行统一调整和平衡。高等教育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办法，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制定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与预算经费，上报中央平衡、审批。1957年后，中央把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地方，基础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安排，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将基础教育经费由中央按地方需要切块单列，下拨给地方。

2地方负责与分级管理（1980~1993年）

1980年中国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国家预算管理由过去的“统收统支”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分级负责体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也分别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基础教育经费由地方分担和筹资，中央只给少数专项补助。高等教育根据学校行政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和地方各自负担。

1980年后，除中央院校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外，全国各省的地方高校所需经费均由各省财政部门负责计划拨款，中央不再统一高等教育财政。而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后，一方面方便了地方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基础教育经费不稳定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70年代末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也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力量的弱化，使县、乡财政收入锐减，从而给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财政支持上的困难。

1986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以法律确定下来，将发展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回归到县一级政府，期望从制度上保证在县域内教育发展的基本均衡。

3教育财政的现行体制（1993年以后）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增加教育投资是真正贯彻和落实教育战略地位的根本性措施，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和个人都要努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

1995年，人大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该法对各级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做了明确规定。规范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

（二）教育财政来源及投入

教育财政的改革和创新始终是围绕着公平和效率来展开的。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合理配置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教育机会均衡配置及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正如孟子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政府的教育施政应以确保教育资源分配均衡、提升教育质量为重点，以达成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因此在教育“量”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合理而有效，是否体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的原则，也就成为社会进一步要关心的课题。

1教育财政来源的多样化

中国教育经费来源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财政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经费；二是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即非公共教育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

政府负担教育投资的主要形式有：财政拨款，设置用于教育事业的税、费，给予教育机构税收减免等。政府的教育投资政策从层次上可分为：国民经济中的教育公共投资政策，教育部门内各级各类的投资政策，各级教育中教育投资政策。

表4是中国教育经费来源构成的基本框架。从这一个基本框架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在教育经费来源的所有渠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但是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和整个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总教育经费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有逐年上涨的趋势，且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上涨最快。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从1989年开始改革过去的免费教育制度，并于90年代中期开始对非义务教育普遍实行收费制度所致。

表4中国教育经费来源基本构成单位：亿元年份合计财政性教育经费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预算内

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

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

集资办学经费学费和

杂费其他

教育经费19928670728853876964392471993105998678644433702871315199414888117478841089741469589199518781411510284204162820128219962262316717121192621884261115199725317186251357730217073261142319982949120325156564814193697357199933492287218158629125946364095200038491256262085785911459484918200146377305725824128111297456594120025480349143114217261273922876620036208338506345392591046112158725200472426446594027834799341346698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经费预算来源构成的发展趋势为：以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主，其中主要依赖于教育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逐步扩大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教育经费中的比重，其中以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施成本补偿政策为主并适当开发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的潜力。

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既然教育具有外部效果，国家财政必须负责给予资源投入。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势必受到政府财政能力所左右。如果教育服务完全依赖国家提供，不仅有限的教育资源难以负担庞大的教育支出，还会造成受教者免费享受教育资源却获得可分割的私人利益，而导致公共教育资源的过度投资。因此，政府必须有选择性地对不同层级或不同类型的教育，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王红：《论义务教育投资中政府责任转嫁问题》，《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4期。

中国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各级政府根据其承担的教育责任来筹措教育资金。不过由于各地区间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准的不平衡，各地筹措教育经费的能力差异极大，地区间教育发展呈现很大差距。刘可可：《关于教育投资问题的探析》，《北京教育》2001年第9期。

2教育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

根据表5计算得到，从“三五”到“九五”期间，国家财政性教育总支出每隔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是9774%，国家预算内财政教育支出每隔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是9451％,教育事业费每隔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是9166％，教育基建投资每隔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是14419％，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每隔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是10207％。

表5中国历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统计单位：亿元时段合计预算内

教育支出教育

事业费教育基建

投资各部门事业费中

用于教育的支出“一五”时期1127311273766417621847“二五”时期165781657812655169522281963~1965100211002181837391099“三五”时期15955159551492136467“四五”时期220722207220785652635“五五”时期39922399223402731342744“六五”时期82335822236783388395245“七五”时期1800151649821388411497410583“八五”时期4124433766593085412587822041“九五”时期879467802046808714685718594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三）教育财政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特征1完善和强化了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中国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大致可从预算管理体制、中央及地方分级管理两方面来看，有关国家预算由中央三级预算和地方乡镇二级预算组成，共五级。中央与地方教育经费拨款体制分权是从1980年2月中央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开始“分灶吃饭”。教育事业费的拨款也分别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分权负责，改变了原来由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协商联合下达教育事业费支出指标的管理体制，换句话说，中央的职责只在宏观的控制与规划，无法掌握地方经费的拨付与支用，对于地方教育经费因地制宜的权宜弹性调度或无度采用授权的方法。

2多渠道集资政策

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个人很少也无须为教育付费，小学是免费教育，大学教育更是完全免费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国家财政也日益困窘，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下，逐渐达成教育投资分担的共识，形成多渠道集资机制。

2更加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

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通过移转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的扶持力度。政府重视东中西部小学教育投入差距拉大导致失衡的问题，通过财政经费移转支付制度的建立，将发达地区或国家预算拨款或国家补助经费，在适当的时机移转至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危房改造与基本小学教育普及等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七总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确实是一个仍未定型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当中具有不同的面貌，各种理论与学说也试图解释该制度的现象与演进过程。既往使用过的理论可分两大类，通过传统静态的制度分析，说明教育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例如窦尔翔的研究；或以特定的时空环境为范围，对教育制度做特定的解释，比如李立匣研究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演变。就前者而言，通过既定的教育制度架构来考察中国教育制度，固然有助于了解中国教育制度与环境的互动联系，但却无法真正帮助研究者认清其本质、演进与发展方向等，最多仅止于静态的区别与分析。就后者而言，研究教育制度在特定时期的面貌，固然有助厘清其运作的内涵，但是却无法通过宏观的角度，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尽管可说明时间序列上的某一点或某一线段，却无法解释整个演化与制度变迁当中发生改变的原因，以提出具有整体性和综观性的论点。

教育与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理论上教育和各方面的发展应该是紧密配合的，也因此随着社会不断变迁，教育应随着时代的变动时时刻刻进行改革。既然如此，只要教育持续不断地随着时代进行调整，那么就没有另外提出教育改革的必要了。然而现在，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正因为现在的中国教育已经与时代严重脱节了，形成不能不改的局面。

本文采用多视角分析方法，对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和教育财政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从不同的时间期间来研究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整个研究表明，在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改革和创新是主流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体现了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制度变迁。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和转型阶段。中国逐渐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从传统权威的社会转变为民主开放的社会；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从强调人力供需平衡转变为重视社会需要的教育化社会；从重视社会救济转变为重视社会福利的社会；从单纯的文化传递转而形成大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控制的力量减弱，社会改革的需求日益高涨，教育体制处于不断改革和创新过程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这种改革和创新还在继续，在前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系列问题，甚至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后退，但改革和创新始终是中国教育体制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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