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关键的是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究竟是改革带来的，还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第二，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推进经济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还是裹足不前，甚至向后倒退。

这里，我只举一个如何对待贫富差距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旧路线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它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发财致富。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进行民粹主义式的鼓动和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因为落后只能使我们退回到造成了千百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总之，我赞成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方针，在取缔非法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小康》：面对这一场辩论，中国党政领导的态度和方针是怎样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党政领导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3月6日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十七大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于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倒退没有出路。”

十七大后的课题

《小康》：显然，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应当团结起来，扫除障碍，按照十七大指出的方向推进改革开放。您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应当做哪些事情呢？

吴敬琏：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明确认识。然后，还得真抓实干，落实措施。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是拥护“十七大”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论述的。旧路线的捍卫者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市场。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虽然大多数人在大的原则、方向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的，但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像国企改革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事情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在前一段时期旧路线捍卫者的宣传攻势下，一些在极“左”路线当道时代流毒甚广、改革开放以后遭到大众唾弃的错误观念又死灰复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认真的研究和切实的讨论加以廓清。前面我已经举出了贫富差别问题进行讨论。其他如国企改革问题、医疗保障制度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也应当加以澄清。

《小康》：在前些时候的改革大辩论中，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和断裂。市场化改革只有利于精英和富人，而不利于草根和穷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

吴敬琏：我觉得不能认同这样的分析。

第一，在我们的社会里，除了处于两极的少数权贵和弱势群体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收入阶层。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展，他们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十七大说得很清楚，到2020年，要让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多数。

第二，中等收入阶层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我国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根据这种分析，把我国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动仇富和反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去反对和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小康》：在改革的实际推进上，还有哪些事情有待完成？

吴敬琏：需要完成的事情很多，例如：

——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既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从务农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

——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也没有完全到位。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有待加强。资本市场的重要特点在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因此资本市场监管的要务，在于对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合规性监管。如果不此之图，而企图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来保持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只能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政策市”、“寻租市”，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建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法治建设需要认真进行。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十五大作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小康》：那么推进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在我看来，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它要管好它应该管的。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它的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采写/记者 陶卫华 《小康》杂志供中国网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