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治久安，长期有效发展，有了第一场改革带来的思想资源和第二场改革带来的问题意识，再加上全体人民的公民意识，将是大有希望的事业。

改革开放30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在人。从物化的、没有个体利益诉求的螺丝钉，到今天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中国人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然而，在“以人为本”后面，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以什么样的人为本？1978年开启的第一场改革带来的是作为个体人的解放，而1992年以后的第二场改革带来的则是作为经济人的解放。回顾这两场改革，我们可以，也应当期盼继续深入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作为公民的人的解放。

时下有学者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把1989年前的第一场改革称作为“青春浪漫的岁月”，似乎暗示，相比之下，1992年以后的第二场改革可以称作是“成熟务实的岁月”。这样的对比容易低估第一场改革的重大意义。

社会学用社会中人的“困境意识”和“行为反应”，解释和评估社会中最负标志意义的变化，前者指的是感觉和发现问题，后者指的是解决和克服问题，前者是后者的起因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应对方式。生存困境包括经济困境、政治困境、社会困境。生存困境使社会中的个人感到各种各样的匮乏、羞辱、不公正和不安全。生存困境是形成和触发人们向往变革，并有所行动的直接动力。衣食匮乏的人会讨厌贫困，向往物质丰富；受压迫的人会向往自由，要求权利；受歧视的人会向往平等，申诉冤屈。

人们感知生存困境和应对困境的方式都可能被外力左右和限制，摆脱这种左右和限制，就是一种思想解放。第一场改革的思想解放意义在于，它让人们在许多以前一直以为很自然、很好的事情中一下子觉察到了困境，如政治上民主法治的缺失、经济上物质的匮乏、社会中教育和就业的危机、文化生活的极度贫困和窒息。

80年代改革的成就是克服困境的成就。例如，在政治上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再高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社会中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知青回城安置、大学重新择优招生。在文化中出现了各种新思想和新著作,等等。

在这些具体可见的变化后面，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之中。当时最具有号召力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谁是“实践者”和“检验者”呢？是每一个去实践、去检验的具体个人。用什么去实践、去检验呢？用每个人自己的理性和思想能力。一个人无论如何平凡，如何普通，都可以具有这样的理性和思想能力。人的理性和思想能力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区别。人因此而有尊严，因此而神圣不容轻辱，因此应当平等而尊重地相互对待。这是一种人的新形象。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第二场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它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物质生产和分配方式，提高了许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90年代后全面推进的市场经济，它本身已经成为左右和限制人们困境意识和行为反应的外部力量。这种左右和限制让人误以为，只要有了钱，就算满足了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权利要求。人在变成“经济的人”和“消费者的人”的过程中丧失了对群体“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精神理想，淡忘了做人的宝贵品质：道德、正义、信任、友谊和对弱者的责任。因为丧失了这些宝贵的东西，人变得狭隘、矮小、猥琐。

对这样的生存困境，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觉的意识，我们不妨就以此作为期盼未来的基本出发点。90年代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困境问题，但人们的总体生活品质即“好生活”，则并不只是局限在物质和经济方面。“好生活”必须同时包括精神、道德和群体价值目标的生活品质。民主是让所有人都积极主动参与，共同创建和维持社会性“好生活”的惟一通道。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以提高总体生活品质为目的的生活方式。民生要求民主，民主促进民生，民生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而民主社会的主体便是作为公民的人。

90年代后的改革中，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困境是从与经济和物质有关的需要意识开始的，只是在追求物质和经济要求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公正受到严重阻碍时，才意识到公民权利是更加根本的权利。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权利并不是自然权利，而是必须通过公民权利去争取、去维护的权利。而片面强调物质幸福会淡化和消解公民对社会和社会弱者的责任感，还会把市场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引向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灵魂丧失、理想透支的歧途。

市场和民主都必须有所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来自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以及体现这种参与结果的政府法令和政策措施。在公民社会中，自由市场必须接受应有的规范和限制，包括财富再分配、保障社会福利、保护自然环境和公共资源、透明信息和公平竞争。民主则必须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必须接受法制秩序、公正程序和宪法权威的限制。

只有在加强公民社会，健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民主体制改革，来克服目前由制度缺陷的困境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中国的长治久安，长期有效发展，有了第一场改革带来的思想资源和第二场改革带来的问题意识，再加上全体人民的公民意识，将是大有希望的事业。（徐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