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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浮沉中的神话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5-18  发表评论>>

25年前,他曾被称为改革英雄;如今浮沉中走出神话

1985年,以步鑫生命名的时装艺术表演团在北京展示服装,获得轰动效应。资料图片

2008年2月25日,浙江海盐县,76岁的步鑫生从上海赶来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此前他已很少在媒体露面。本报记者 王申 摄

1984年,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外景一角。清晨,步鑫生在厂门口迎接工人上班。资料图片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段时光。”76岁的步鑫生将身体前倾,用手不停地拍着大腿,声音也洪亮起来。

他说的那段时光,应该从20多年前开始。

1984年是步鑫生最辉煌的时期,作为具有“独创精神”的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他是改革明星。

一篇报道引来胡耀邦批示

步鑫生的辉煌,和一篇报道有关。

1983年秋天,如何振奋全国人心,唤起改革的热情,让舆论重心再次回到发展的主轴上,成为当时中国主政者最大的课题。

“当时的中国经济是一壶温吞水,需要一个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而步鑫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25年后,第一个报道步鑫生的新华社原记者童宝根,做了这样一个结论。

如今,已经退休的童宝根依然记得1983年的情景。

那年9月底,他去浙江省里二轻局采访,一位领导提起了“步鑫生”这个人。在那位领导口中,这个厂长很有意思,一个濒临倒闭的厂子在他的领导下,扭亏为盈,但他的一些独特做法也引起了争议。“他问‘你敢不敢报’,我说有点意思。”10月5日,童宝根动身去了海盐。

在那里,童宝根见到了时年50岁、瘦瘦小小但打扮得很精神的步鑫生。“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的确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童宝根说,早在1981年时,步鑫生就在厂里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打破“大锅饭”。而且,他将做得不好的工人给予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习惯。这在当时,是大家都不敢想象的。

而据步鑫生的挚友陈有恒回忆,步鑫生还做了很多在当时“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他在1981年时,就给厂里设计了厂徽,随后又推出了厂服和厂歌,而且还四处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

在陈有恒的记忆中,1982年时,上海人民广场周边只有四个广告牌,其中就有海盐衬衫总厂生产的“三毛”儿童衬衣广告。步鑫生还在上海火车站的铁路沿线刷广告,用小汽车接送前来订货的客户,而当时,连海盐整个县委都只有一辆北京吉普。

这些做法,为步鑫生招来了很多非议。浙江省省委的一位领导回忆,当时很多人都找到他们告状,要求处理步鑫生。

虽然觉得步鑫生很有意思,但因为这些原因,童宝根将稿子完成后,也没有把握能发表。于是,他写成了内参,将对步鑫生好的坏的评价都写了上去。

1983年11月初,童宝根接到了新华社总社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总书记对他的稿子做了批示,现在稿子进行公开发表。胡耀邦当时的批示是:“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见不到步鑫生就听讲话录音

11月16日,一篇《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记步鑫生》出现在了中国各个党报的版面上。让童宝根没想到的是,公开见报的文章,已经将他写步鑫生缺点的部分,全部省略去了。

不过,童宝根的这篇新闻,并没有立即让步鑫生大红大紫,反而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很快,《工人日报》浙江分社的一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再次送达胡耀邦案头。在那篇内参里,作者列举了步鑫生“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收买记者等等”14种行为。胡耀邦指示浙江省省委进行调查。

“什么收买?没有这回事。”步鑫生如今谈到收买记者这个问题,一直发笑。他说,只是自己那时对来厂的客人招待得都非常好。而对于“独断专行”的评价,他觉得只是自己比较有主意。

1984年,浙江省委联合调查组在农历腊月进驻海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步鑫生虽然有缺陷,但是改革的事情并没有错。随后,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精神。由中央下命令全国推广一个人,之前只有雷锋和焦裕禄。

2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配发“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长篇按语,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文章,标题是《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出要积极支持敢于改革创新的干部》。

此后,步鑫生成了全国的偶像、企业英雄。媒体对他的报道铺天盖地,他被全国政协选为“特邀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海盐县老一辈人的记忆里,1984年的那一年,海盐出现了建县以来最多的外地人,那些操着全国各地口音前来采访和求教的记者和企业家,遍布大街小巷。

“我推掉了很多,但还是忙不过来。”步鑫生说,有些报告,也不是他所能推辞掉的。他还记得,当时,某军区军长邀请他去做军事改革的报告。因为不懂,他表示推辞,却被军长一句“改革都是相通的”,给堵了回来。最终,他还是给这个军区做了如何进行军事改革的报告。

前去海盐参观的人让步鑫生应接不暇,最后有关部门专门下了文件,师级以上的干部由步鑫生专门接待,其余的人,则由省里和县里专门设立接待所,大家集体听录音。

建好西装大楼已负债累累

也就在1984年的秋天,步鑫生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厂的报告获得了中央批准。这个西装厂,被后来很多研究“步鑫生现象”的学者,认为是他失败的开始。

“我名气大,官员们要做政绩,肯定也是找上我。”多年以后,步鑫生重提这段往事,情绪激动。

步鑫生进一步解释,当时,县里一位主管局长找到他,要求他上一套西装生产线,而之前,这位官员已被他推辞过三次。这一次,他再也抹不开面子,只能点头答应,但要求是“6万套规模”。

这份计划送到省里时,一位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看后表示,步鑫生是全国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我当时就反问他,什么是最大的。”步鑫生依然记得当时跟领导对话的情景,那位领导顿了顿:“30万套”,而18万美元的预算也变成了80万美元。

海盐衬衫总厂以前的秘书冯海春回忆,1984年,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开建,虽然有国家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支持着。但这对固定资产只有50万人民币的衬衫厂,根本无力承受。随后,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贷款开始紧缩,西装大楼几度停工。

“其实西装大楼开建之后,我们就是负资产了,建好我们就负债80万美元。”步鑫生说,1985年等西装流水线建好,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之前,他因为忙于抓西装大楼的基建,衬衫厂的效益开始一路走下坡路。

媒体依然在对步鑫生做着正面报道,1985年,邓颖超接见了步鑫生。“我那时候看报纸,觉得报纸上那个人已经不是步鑫生了,那是一个神,”童宝根说,他有一次采访完步鑫生,跟同去的记者讨论过,大家最后的结论就是,其实步鑫生并没有那么神奇,但那时,大家已经停不下来了,而步鑫生也停不下来了。

童宝根说,他后来和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聊天时得知。在当时,薄一波看了报纸后对金凤说:“你们这样捧,会把步鑫生捧死的。”

直到今天,步鑫生也不否认是媒体将他捧红的,他甚至有句话,“成也童宝根,败也童宝根。”不过,他并不承认自己在媒体的吹捧中丧失了理智,“我是一个主意很大的人,别人根本影响不了我。”

步鑫生至今还认为,“是时代选择了我”。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偶像人物来带动经济,而他所做的,正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于是被选中了。

那是一段伤心却不后悔的往事

不过,步鑫生的衬衫厂亏损势头还是越来越厉害了。1986年,媒体对于海盐衬衫厂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1987年,调查组再次进驻海盐县,一年后的1月5日,步鑫生被浙江省政府宣布免去职务。

第二天,由童宝根和同事所写的《步鑫生沉浮录》稿件和另一篇人民日报稿件《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同时见报。稿件中提到,“步鑫生讳疾忌医,至今仍不觉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随后,全国媒体再次蜂拥而上。只是,以前的褒奖之词大多数都变成了批评的论调。

“我真的寒心啊,受不了,这是落井下石”,说到这段经历时,步鑫生将头仰起,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说,听到被免职的消息后,他当时就拍了桌子。在免职的消息宣布几十天后,他离开了家乡。

步鑫生开始在上海创业,随后北上,先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创办了“金宝路”衬衣,后又接受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阿波罗”衬衣。1993年,他受人邀请,到秦皇岛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

6年前,步鑫生从制衣公司退休。选择定居地点时,公司问他的意愿,步鑫生选择了上海。他解释选择的原因是,虽然落叶归根,但他不想定居海盐。因为那里,会让他想起很多伤心的往事。

不过,被问起对以前的事情是否后悔时,步鑫生摇了摇头。

(记者 龙婧)

新观察

“偶像”落幕 改革仍艰

1988年1月,随着步鑫生被免职,中国企业变革史上的最后一个“政治化偶像”落幕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位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所“享受”的宣传待遇无出其右者,其媒体报道的铺天盖地之势,有人将之与当年对焦裕禄和雷锋的宣传相比。不过三人最大的差别是,对焦、雷两人的学习运动都是在其去世之后发动的,所以他们已不会犯错误,而步鑫生则不同。自步鑫生事件后,没有再出现将现任国有企业经理人塑造成政治型的改革典型,这应该算是时代的进步。

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实因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

从1978年到1998年的二十年间。中央政府一直希望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调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激活僵化了的国有企业体制。

1979年,国务院公布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文件,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首钢的周冠五成为第一个改革典型。到1988年,又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92年,提出落实国有企业的十四项自主权。

这一系列改革都没有能够彻底改变国有企业落寞的命运,到1998年,财政部曾在一次情况通报中公布了一个现实: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该部对100家重点国营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决意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的办法,实施“国退民进”。从那时到今天的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大量国有资产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而其在垄断领域的控制力则日渐增强,最终形成了新的国企格局。

在国企改革的20多年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如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等等,也有很多人试图寻求突围而半途夭折,这是一串更长的名字,如褚时健、倪润峰、邓韶深、赵新先等等。

在中国企业史上,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是非常独特而值得研究的群体,这应该是个人素质最为优异、责任心也相当强的企业家群,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难以完成的任务”,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带入市场化的轨道。

然而,他们都面临共同的困扰,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与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个庞大而难解的乱线团,让这些国字号的当家人日日苦恼。少数的先觉及侥幸者逃出了藩篱,许多人却成为改革的失败者甚至牺牲者。时至今日,我们还无法从他们身上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国企改革的成功定律。

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个原理,更多的实践、探索与突破还有待于未来之改革。

(吴晓波 财经作家、《激荡三十年》作者)

文章来源: 新京报 责任编辑: 徐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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