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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前，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邓小平发起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３０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２日，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钱颖一、张维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聚首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反思中国的改革，探索中国的未来。郑州晚报记者见证了这一论剑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接下来的进程备受关注，尤其是体制改革，更是普通民众、全世界政治家、企业领袖们关心的话题。被称为“厉股份”的厉以宁、“吴市场”的吴敬琏、“茅维权”的茅于轼等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也在反思和探讨。
成思危：出动公安抓记者，说明我国的人治问题并没有解决
政经语录：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不能让他们的权益因为虚假信息、内部交易和恶意操纵市场等原因受到损伤。
中国的改革核心是制度创新，制度本身包括了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只有我们同时在结构和程序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这就有许多矛盾需要我们认真处理，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最近我还看到有一个地方，记者写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的稿件，政府动用了公安来抓记者。这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推进法治。
依法治国的内涵首先是依法治官
依法治国，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只有依法把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地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和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媒体的作用应该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
厉以宁：农民进了城就应该享受城市低保
政经语录：要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安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司法公正、消除腐败、及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中国从宋朝以后，城乡二元结构是有的，但是没有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是在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建立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才有的。从那个时候起户口分为两种，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于是农民就被降到了二等公民的位置。看似同样的义务教育，但城里的校舍是国家财政拨款建的，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支付的；而那个时候的农村，校舍是农民自己盖的，讲课的老师叫民办教师，是农民在赋税之外的收入供养的。
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既然是迫切任务，在当前中国的局势下，应该看到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还不能改变，因为变可能导致乱，再说农村基本经营的制度不变，怎么改？
既然土地承包制不能变，那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转换上。承包的土地可以转包，你进城打工以后土地转包给种植能手来种，可以出租，可以入股。这些土地使用权合理的转换，既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便于农民轻装进城。
农民还有宅基地，可以用把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的方式，换上城市户口，再换上城市的低保。宅基地的置换就可以大大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入了城市，跟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城市的低保等待遇。
吴敬琏：ＧＤＰ增长速度太快，消费增长速度太慢
政经语录：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我国经济存在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的表现就是ＧＤＰ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的失衡，因为整个ＧＤＰ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消费的增长赶不上ＧＤＰ的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带来了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的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地区）之间的摩擦加剧，我们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就是我们用很多产品换来了高额出口，但利润很低，又搭上了我们的资源，搭上了我们的环境。
经济内外失衡的根因在于政府的“权”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研究它的根源何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突出的问题有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第二个问题就是各级政府把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支出结构看，我们的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这使得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够加快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来取得更多的收入，日子就过不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资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
所以根据十七大的精神，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些方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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