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30年也许只能算得上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有着13亿人口、30年计划经济经历的大国——中国来说，这“弹指一挥间”的改革，又是多么的壮观、宏伟。期间，有多少振奋和激动、成功与胜利，又有多少艰辛和痛苦、挫折与失败，我以为只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深刻变革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复杂的心路历程。人们也许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那场思想解放带给人们的精神激荡，以及随之而来社会迸发出对政治变革的无限热情；人们也清晰地记得，计划经济体制是如何被凌厉的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逼退，最终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当然人们也绝不会忘记，中国如何从“闭关锁国”艰难地走向世界，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东西似乎一直在深深地影响和伴随着我们，这就是思想解放。换句话说，当我们真正能够坚持思想解放，就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快速健康地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裹步不前，甚至会反复、倒退。如果把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看作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应该说，这两次思想解放的方向都十分明确，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清晰。就1978年“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而言，这是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发动的一次直接开启改革开放的思想激荡，其方向，就是要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直指引发中国发生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通过这场思想解放，我们不仅果断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最终坚定不移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使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就1992年的思想解放而言，那是在一个异常复杂而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众所周知，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这场风波被平息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随之也进入了低谷。且不说在此之后的若干年改革开放毫无实质性进展，就连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到1991年中国的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此相联系，在政治上，“双中心”的思潮却甚嚣尘上，有的人认为，中国不能简单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还应该坚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当邓小平看到他提出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有可能被动摇的时候，一个87岁的老人破门而出，在南方转悠了一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而构成了这次思想解放的主旋律。

实际上，南方谈话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即为两句话：一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正是后面这句话，奠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中国后来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发展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效，也许都可能要划上问号。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改革发展30年之际，人们发现，中国的改革发展似乎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革的重点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我们一直是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主导，那么越到后来，人们发现，政府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中心。因此，当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便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标志着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行将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么人们也许会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说过去20多年我国所进行的若干次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发挥作用吗？当然不是。而是说我们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政府自身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我们的公共治理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压力。

除了政府自身的问题外，就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言，我以为最主要的特征大概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三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我们却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四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国家所误读、误解。

问题在于，当以政府自身为重点的行政改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改革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需要我们不断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时，我们的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许多人都十分关心的。尽管党的十七大对此已经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08年国务院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但在我看来，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没有新的思想解放是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的。

令人兴奋的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那么，这场正在酝酿的思想解放的方向究竟在那里，无疑是海内外都很关注的。笔者以为，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切入点的思想解放，大概不会简单地定格在经济层面，因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完善的问题，而不存在被颠覆的问题。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而中国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主要还是行政层面和政治层面。原因在于，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越来越遇到诸多政治和行政的制约，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突破，不仅经济层面的问题难以解决，而且在政治层面遇到的压力似乎也在与日俱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次思想解放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政治和行政方面的作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笔者以为，社会关注这一事件，绝不仅仅是因为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这一新兴媒体与网民直接交流，而是领导层真正看到了中国网民在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所反映出的巨大力量对这些公共事件进程的影响，以及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所反映的主流民意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潜在动力。与此相联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最近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释放出的种种信息，如未来几年市长、局长都要通过差额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要实行直接选举等，都值得人们高度期待。种种迹象显示，目前中国正在汇聚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与行政变革的强大助推器。而中国的行政的实质性变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很难单打独斗的，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记得2004年，笔者在发表的《公共治理面临的局势及其应对策略》一文中，曾提出过我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这就是：“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几年下来，回过头来再用这一方针和策略审视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仍具有参考意义。所谓严治官，就是要对我们的官员队伍，进行严格的治理，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一套从选任、管理、追究在内的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所谓善待民，就是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确立人民作为国家权力主体地位，实行行政民主和政治民主； 所谓创新政体，就是我们在推动各项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革新政治，推动政治体制的创新，放在突出地位。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的表层问题，很难解决深层次问题。所谓稳定银根，就是我们应该坚持稳健的经济政策，在宏观调控方面，要防止高失业和高通胀风险的交替出现，保持经济的良性和健康发展。

（作者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