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生的路越走越宽

“我在百盛坚持了九年，这点很骄傲，当年同时进场的许多人，我是最晚撤出来的。”服装公司老板黄晓菊说。

她的生意起步，也是偶然。回到北京后，有熟人介绍黄晓菊去一家服装公司搞培训，她觉得“耍嘴皮子”没意思，转去做销售。“我在广东陪那个韩国太太逛街，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才叫时髦。”黄晓菊进来的货，很受顾客欢迎，她还有一副伶牙俐齿，总能说得客人动心。“在我的卖场里，我能把一个原本特别抗拒这些衣服的人，几句话说得服服帖帖，我拿哪件他穿哪件。”生意越来越好，黄晓菊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后来她干脆自己创业，找朋友借了两万块钱，在西单租下了第一个摊位，专卖羊毛衫。

曾经在羊毛衫厂工作八年的黄晓菊，做这行熟门熟路，辛苦一年下来，就有了5万元的积蓄。她趁机扩大阵地，把朋友经营不善的服装公司接手过来，先做代销，继而做专柜，逐步进驻百盛、蓝岛、SOGO等十几个商场。“商场里那些管理人员黑着呢，经常要请他们吃吃喝喝，不然就把你的柜台安排到很偏僻的位置。”黄晓菊不胜其烦，干脆雇了一个人，专门负责这类应酬。“还是我中学时候的一个老师，脾气好，愿吃愿喝愿意挨骂，我就让他替我去应付那些人。”黄晓菊笑说，想花钱买清静，结果也清静不了，自己的柜台最后被轰到厕所边上。“实在忍无可忍，我就不干了。”

“不做服装生意了？”记者问。

“柜台都撤了，还剩一个小店，处理完旧货，我就不想干了。”黄晓菊说。

十几年打拼下来，她觉得有些疲惫，是时候享受生活了。

“我去保利剧院看云门舞集，特别喜欢，那是用肢体艺术表达对人生的感悟。”黄晓菊侃侃而谈，“前阵子还看了金星的《上海探戈》，我还去后台找金星聊，很有意思。我还会揪着儿子陪我去798，看那些行为艺术，我天生喜欢奇怪的、新鲜的东西。”

“你儿子会不会觉得，妈妈太新潮了？”

听到这个问题，黄晓菊哈哈笑：

“他跟我说，这太正常了，妈妈你就应该这样——因为你是‘潘晓’。”

新京报：你这种“怀疑人生”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黄晓菊：可能是读外国小说读的吧，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读《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么厚的书，多傻啊。即便在八十年代，这些书也不会帮你入团入党，不会让领导对你有个好看法，可是你内心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方说《简·爱》，我觉得它首先强调了人的尊严，然后才是女人的尊严。

新京报：当时读《简·爱》，首先因为是个爱情故事吧？

黄晓菊：对，当然爱情很吸引人，但我还是读出，爱情中也要相互尊重。

新京报：在当时的环境下，你感到不受尊重。

黄晓菊：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位置，所有人都归于一种思想的指导，你只知道自己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就不是人啊。我又不融入任何集体，生活再艰难也只能自己扛着。

新京报：现在的年轻人倒是更张扬自我意识了，你能理解吗？

黄晓菊：我跟我儿子的分歧就在这里，两代人的区别太大了，主要是思想背景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真是挺实际的。

新京报：但他们会有另外的困惑。

黄晓菊：对，所以我承认这种区别，并且尊重他们。没有人给他们灌输思想，可能会更接近人的本性。我不认为我的人生观多么正确多么优秀，我总是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不想让孩子也这么另类。

新京报：你觉得人生还是有遗憾？

黄晓菊：遗憾就是没有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我不否认读书的作用。如果是老虎，给它俩翅膀，保证如虎添翼。所谓“读书无用”是讲，如果是猫，添了翼也没用。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比如，你干过很多工作，现在做生意符合你的理想吗？

黄晓菊：生活还好，至少我能养活自己，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但职业上一直没有实现理想———我理想的职业就是你这种，当个记者。我觉得我有特别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嘴皮子利索。

新京报：那你这么好的沟通能力，为什么以前在单位里就待不下去？

黄晓菊：我不喜欢那些人，事儿吧唧的，为评个职称什么的勾心斗角。我老是顶撞领导，那些特别规矩、想追求进步的人，也就不喜欢我。领导也拿我没办法，我就是不妥协。

新京报：你就没有为什么事情妥协过？

黄晓菊：有啊，我为了养育我的孩子，做了很大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