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十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渐趋成熟
刘学军
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取决于很多因素，高层执政集团的民主政治理念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关于民主政治，很多场合我们都会听到人们议论这个话题，但真要是较起真来问：什么是民主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家的看法却并不统一，甚至相差很大。所以，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的时候，就必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们谈论政治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从政府活动的角度，把政治定义为“管理众人之事”，从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角度，把政治说成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把政治界定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政治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把政治看作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等等。其实政治不过就是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主体，基于自身的特定利益，为夺取、运用和影响国家权力，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政治就是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权威性地配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其实质是利益，核心是国家权力，功能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有序分配。民主政治就是根据民主的制度、规则和程序来通过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配置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判断一种政治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主要看政治权力角色是否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公民是否有平等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府官员和公民是否依法行事、公民是否有权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公民（特别是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否有切实保障、对公民意愿是否尊重及政治权力角色对是否其行为负责。概括地说，就是是否符合选举、参与、法治、透明、人权、责任六条标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过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是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标准，由人民按照民主的制度、规则和程序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配置。
我们说30年来中国高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渐趋成熟，就是指该层在国家权力权威性配置社会利益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在对相关制度、规则和程序等的安排和设定的基本思路方面，都越来越重视权力的人民归属本质，越来越切合选举、参与、法治、透明、人权、责任的民主政治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地位、意义和作用的高度重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总结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就特别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此后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将其作为现代化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至中共十七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社会主义的命运跟人民民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并表示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凡此种种，都是在向中国和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相适应，政治上必须走人民民主之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种理念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要求的正视，也是对很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政治发展意义重大。
第二，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也就是社会利益配置要讲规则或规矩。任何社会的利益配置都要讲规则或规矩，社会主义社会更不能例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从反思“文革”沉痛教训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法制化，深刻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执政集团还是人民群众，谁不按照法律即规则或规矩进行利益配置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还形象地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都削弱不得。1992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民主和法制，并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防止和纠正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执法的现象，目的也是为了保证按规则或规矩进行社会利益配置。从十五大到十七大，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使按规则或规矩进行社会利益配置的理念更加成熟，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
第三，强调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也就是保证社会利益配置机制相对稳定，不能使这种机制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或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文革”灾难令人痛心，邓小平冷静反思其原因，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此后，制度问题一直是中央领导集体在思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诸方面问题中特别关注的主体结构。至中共十七大，制度的主体结构框架已经基本明晰，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政治制度。当然，制度的相对稳定决不意味着僵死不变，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一直在不断调整利益配置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使其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相适应，十七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高度重视对干部队伍的治理，以求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中央非常清楚腐败对于中共执政基础的严重削弱，认为反腐败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下大力气出狠招对之进行治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领导集体除了强调加强正面教育外，还在遏制手段方面不断强化，特别是在原有对权力“监督”的理念中，又引入了对权力“制约”的理念。权力制约不同于权力监督的最主要特点，是相互限制与约束的权力间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和平等性。这一理念的引入，意味着中国高层将对原有的权力约束机制模式作深层调整，甚至引发革命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十七大报告第六部分中所论及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都是佐证。
第五，在继续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决心向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深层体制机制开刀，着力还权于民。十七大报告意味深长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胡锦涛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更是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温家宝在回应欧洲记者提问时，也表示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有的省一级主要领导人则已经把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侧重点说得明白无误，那就是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第六，对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重视。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撑。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隐性结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也较早认识到了，只是一段时间内把公民意识主要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谈，强调公民意识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其地位和作用。不过十七大报告在谈到扩大人民民主问题时，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就清晰地把公民意识归位于民主政治本身，不再与精神文明这种一般的思想意识混在一起，这说明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中国高层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这种理念的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来说，既是重大的，更是深远的。
新闻链接：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二：从酝酿到抉择——1978年的中国改革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三：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线图日益清晰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四：中国改革为什么最先从农村突破？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五：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六：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经验和成就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七：党建理论走过三阶段 理论研究站上新起点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由来和发展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九：对外开放抉择和经济特区建立的前前后后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十：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十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十二：中国绘就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