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005年11月27日，哈尔滨水文水质检测人员在松花江哈尔滨段取样检测。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期待有一天，我的子孙一如我的童年，在家乡清澈的小河中欢快地嬉戏，青山绿水装点着他们的梦境，金色的田野铺满着他们的希望。”

这个梦想，属于“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为此，他和越来越多的人，努力了30多年。

30年前，绝大多数国人对环保的概念，仅仅是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和处置垃圾，而今天大家才知道，环保是要还我的地球家园。

【中国环保第一案】

1979年9月12日，秋老虎肆虐江南。

江苏省苏州市市郊，人民化工厂储运组的工人张长林在下午4点差10分请了个假，因为妻子去上海参观，两个年幼的女儿无人照顾，他需要临时回家处理家务，当天晚上他必须加班。

离开前，张长林打开了一个阀门——浓度为30%的液体氰化钠将从150吨贮槽通向8吨计量槽。

张长林没有向同组的另外两个同事说明此事。从家返回单位后，张长林也忘记了那个盘子大小的阀门，以及缓缓流动的液体氰化钠。晚上8点多，他下班离厂。

第二天一早，储运组的同事最先发现了那个要命的阀门。他们看到液体氰化钠从贮槽的放空管喷到围墙上，再顺着防护堤的沟流向东面的一个洞，流到堤外的排水阴沟，而阴沟通向的，是贯穿整个苏州的京杭大运河。

当同事找到张长林时，张长林才想起了那个阀门，距离它的打开已经过去了15个小时。这名38岁的中年男人，有着23年工龄的先进工作者，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手中的饭盒“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9月13日，苏州市环境保护办公室和市防疫站在工厂排放口300米范围内测定，水中氰化钠含量高达47mg/L，超过地面水标准含量940倍。在人民桥、下津桥、渡僧桥、横塘大庆桥测定，一般都超标几十倍。七八十米宽的运河上，两岸的水草丛内，随处可见翻着白肚的鱼和张开壳的死蚌。后来经确认，从人民化工厂溢出的液体氰化钠共28吨，而人口服致死量仅为1-2mg/kg。

当天下午，苏州市环保办仅有的3名工作人员全部出动。从人民化工厂排放口上游1公里起，向南至30多公里外的车坊，他们坐船沿途一路宣传，发动村干部，号召民兵出动，告诉附近居民不能在河里洗菜，牛羊家畜不要饮用河水，不要用河水灌溉。

同时，他们发动上百艘船，让1000多名工人提着每袋50公斤重的硫代硫酸钠沿河撒入，以中和氰化钠，总共撒了10.8吨。

9月18日深夜，测定显示，运河水中的氰化钠含量基本恢复了原状。除了鱼、蚌，污染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事发6天后，张长林被苏州市公安局拘留，又过了3天，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由被逮捕。

当时，给张长林定罪名是个难题。10月27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参照当时已经颁布但尚未开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条，按照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张长林有期徒刑2年。

这是中国第一例对于环境污染案件的刑事制裁，被称为中国环保第一案。

或许是一个黑色的巧合。1979年9月13日，28吨液体氯化钠流向京杭大运河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获得原则性通过，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

【环保的懵懂起步】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

当时的中国，查遍所有字典，也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和束缚，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而事实上，环境污染问题在70年代初期已开始显现，大连湾、北京官厅水库相继发生大面积污染事件，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帮助中国将“环境”和“保护”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的，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曲格平。

70年代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率家人访华，周恩来总理问起了当时在国际上有反应的日本公害问题。他意识到，中国未来可能将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于是，举行了由中央高层和相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请日本访华团内对环境问题有深入了解的记者中野纪邦，就日本公害问题进行了全面介绍。迫于当时形势，座谈双方彼此不见面，记者在一间屋子里讲，其他人在另一间屋子里听。会后，又组织了讨论，主要议题是：如果中国出现类似日本的公害，该如何应对。

1972年，周恩来毅然派出了一个大型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69年从化工部调入国务院的曲格平被任命为副团长。当时的考虑是，曲格平的专业是化工，算是对口。

曲格平说，那时的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理论上，大家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和中国的关系不大。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更多关注的是和美国的政治斗争，对美国在越战中一系列对环境的破坏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是在对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人家展开辩论的。比如什么是‘酸雨’，比如对于建立全球环境监测的提议，再如关于人口控制问题……”

在对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时，代表团成员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而世界谈论得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

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斯德哥尔摩大会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海洋、湖泊、森林、天空……很多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大问题。原来认为只是局部和部门的问题，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性的、必须从发展战略和总体全局上采取措施才能解决的问题。

回国后，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却并不知道还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曲格平是负责人之一。这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性机构，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环保机构。

环境保护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