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关键词：民工进城潮

《人民日报》1989年4月4日消息：“本报兰州４月３日电　记者张述圣、阎晓明、孙健报道：目前，一支支民工大军正在向大西北涌动。４月１日，兰州车站广场被云集的人流吞没。到处是污黑、疲倦的面容，席地而卧的躯体和肮脏的行李。站台上所有西去的列车都受到冲击。常常是，许多人冲上去，被推下来；再上去，再被推下来。除了列车员外，车上的乘客也参加了‘保卫列车’的‘战斗’。上午11时30分，西安开往乌鲁木齐的143次列车驶入兰州站，所有车门无法打开，车厢内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人。兰州站是内地通往西北的枢纽。副站长高卫国说：“这种混乱的情景已持续两个星期了，而且越来越严重。”4月1日，滞留在兰州车站广场的人数已达6000多人。据了解，民工中70％的人来自四川。此外，还有河南、山东、江浙等地的农民。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去新疆的，也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出卖体力去的，而且无目的地。”这条报道所述的情景是1989年爆发民工潮的一个缩影，而同期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民工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1980年代初开始，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导致八十年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变迁：一是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二是乡镇企业空前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三是1984年国家启动城镇体制改革，放宽了对城镇个体经济发展的限制，并对城镇商业服务业进行承包制改革，引发了体制外就业空间的发育和扩大。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此外，国家在其他措施上也鼓励民工进城。1985年，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等经济政策，以弥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不足。另外，农村人多地少，农业效益低，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和农民增收困难，推动了农民进入城市寻找机会从事各种服务性的工作以改善生存状况。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被称之为农民工或民工。

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伴随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启动和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转变，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出现了。农民工形式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形式。农民工职业上是工人，或游离于工人和农民之间(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从事非农生产)，大部分时间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具有“两栖”的特点：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或当地的非农产业部门；另一部分时间回到他们的家乡，从事农业生产。能够栖身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一般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是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与城市正式工人相比，农民工们在工资待遇、工作时间、权益保障常常存在着差别。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带着梦想象潮水一般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县的情况可以反映全国民工潮的状况。据新华社郑州1986年７月13日电，麦收刚过，素有“能工巧匠之乡”美称的河南省林县，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走出太行山，到外地从事建筑业。近几年，林县成立大小建筑队二千一百多个，外出从事建筑业的劳力达十万多人，占全县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一。1985年前后，全国大约有5000万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中三分之二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民工。

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爆发。2月，刚过完春节，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的百万民工涌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迫使诸多项目“下马”，由此失业的500万农民建筑工被迫返乡。同时，整顿也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倒闭，乡镇企业接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弱。为生计所迫的农民工们只好再次卷起铺盖，奔向城市。此后，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出现过潮涨潮落，但农民工总人数逐年上升。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城市农民工人数达8000多万，到2003年发展到9900万之众。

民工潮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原有的秩序。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民工这一多年以来受到漠视的群体，近年来受到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1号文件对他们作出这样的评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张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