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经过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到的更难更窄。

——费正清

一、引子

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其时，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安徽全省一潭死水，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

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撤换干部，以此强行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这一天，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到邓小平家中向他辞行，万里此前刚刚被中央调往湖北，任二把手——无疑这是降格使用。小平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

此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正是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但他对政坛的影响在会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小平显然已经想好了万里的去处，他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回了在营口出差的万里，他列席会议，并最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6月22日，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掀开了安徽揭批查的盖子，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这块曾经养育百位共和国将军的英雄土地上，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因为铺上的女人没有裤子穿，根本羞于见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万里走下吉普车，与路边的青年农民交谈，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解开绑着棉袄的草绳，里面竟是空的——农民根本穿不起一件秋衣。小伙子拍拍肚子说，没别的要求，肚子圆起来就行，少点山芋干就行！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闪烁其词地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

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万里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逃荒。万里到任的最初数月，尴尬地接到了无数来自邻省的电话或电报，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讨饭的农民带回去。

这一年的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凤阳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中，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而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几乎讨遍了大半个中国。

作为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面对解放近30年依然赤贫的农村，面对他治下的人民，万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

他痛心疾首，问了自己三个问题：

——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普及大寨县，是中国的出路吗？

——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30年后，当我们试图再现这场历史正剧之前，有必要对此前的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做一简要回顾。

二、历史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了土改运动，将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耕种，并以此获得了中国农民的热情拥戴，也因此让感恩戴德的农家子弟，义无反顾地上前线打天下，并终于在1949年打下了江山。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陆续铺开。80％的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得到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购买牲畜，添置农具，兴修水利，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这一朴素的信念让中国农民在随后近30年的折腾中，即便处在极度的赤贫中，也没有根本动摇跟党走的决心。

1953年，全国开始互助合作运动，但绝大部分是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这是全国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农村“小脚女人”的右倾思想，提出要加快发展合作化。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到1958年当年，就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公社化3年，正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惨重的大饥荒之年。

1961年，面对饿殍遍野的广大乡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毛泽东含糊地批准他进行实验，这使得安徽的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随即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安徽的做法，曾希圣因此被撤职。在此前后，浙江、山东等地，也有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尝试，最终都无疾而终，所有参与其中的干部，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其中一大罪状就是推行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自此，“包产到户”犹如强力炸弹，谁碰谁将被炸得粉身碎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大饥荒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亲自主持，由刘少奇、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显然，这是从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回调到了高级社时代，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在内心所期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绝不容小农经济肆意扩张。

几年后，陈永贵的出现，顺应了毛泽东的理想。

1964年开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亲自题词“农业学大寨”。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不仅是农村，学大寨运动甚至进入到全国各行各业。10年“文革”，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魔术般地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荣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陈永贵致信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过渡”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身心俱疲的毛泽东没有予以答复，只是转政治局讨论。在那个年代，为了学大寨，县里公社常常会强迫农民铲掉花生、豆子，种上麦子或高粱，因为要“以粮为纲”。至于任意没收自留地、任意没收农户自家养的鸡鸭猪羊，更是家常便饭，这类行为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学大寨，首先要割的就是这条“尾巴”。

与此前的中央“农业六十条”相比，这种大寨路线显然已经严重地偏左了。但中央依然认为还不够。

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