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策源地：农村

邓小平出面支持小岗“包产到户”

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视台新闻节目最喜欢用的片头音乐。

改革的种子，正从田野上萌芽。

1978年11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两天，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18户饥饿的农民，摁下鲜红的印章，实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那一年，干旱裹挟着饥饿，席卷全国主要产粮区。这18户农民厌倦了要饭的生活，他们将目光扎根于脚下的土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份农业文件，虽然仍反对“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但还是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包括“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为日后的农村改革开了一个口子。

小岗村民“偷偷摸摸”画押的第二年，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1980年，邓小平出面鼓励“包产到户”；1981年，小岗村成为“包产到户”的典型，成了中国广阔农村改革的策源地。

然而，农村改革才刚刚上路。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以“三农”为题发布每年的第一号文件，为农村改革护航指路。从此，“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专用名词。

17年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截至今年，中央在新世纪已发布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此时，农业税已于数年前在各地陆续取消，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文件提出，要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3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总方针，这是“大包干”后，农村面临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机遇。

如今，中国农民，不再是为了温饱而挣扎的一群人。他们的希望，也已不再局限于田野。

在农业增产增收的同时，5亿农民有了另一个身份———“农民工”。在忙碌的建筑工地，在年末拥挤的火车上，一张张来自田野的面孔，对未来充满向往，一如当年。然而，他们的平均收入，已是30年前的20倍。

陈云复出胡耀邦擢升

干部结束“终身制”，推行“四化”实施公务员制度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为邓小平日后厉行改革开放，铺设了必要的基础。陈云的复出，胡耀邦的擢升，在当时普遍让干部群众感到振奋。

然而，肆虐多年极左思潮，与领导干部“终身制”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等老干部，都是极左和“终身制”的受害者，所以对此非常警惕。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79岁，邓小平73岁，陈云72岁。

7年后的198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宣布推行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对邓小平和陈云之前人事观念的一次阐述。

与干部“四化”并行的，是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两级顾问委员会，和离退休制度，以发挥老干部的余热，同时减少改革阻力。

从1982年，中央推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机构改革，1988年第二次，之后每隔5年便有一次大的机构调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政府也日益向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干部的“四化”便为这些发展转变提供了必要的人才。

尤其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制度为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制度保障。公务员制度一是拓宽了公民从政的渠道，二是实行功绩制原则，更加公平、公正和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的委员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成为反腐败工作中查处大案要案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