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003年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为彻底消毒后的病房贴封条。 随着最后一批治愈患者走出北京小汤山医院，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在高速运转51天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51天的时间里，北京小汤山医院共收治680名非典患者，672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资料图片

2003年春天，一粒细小的“SARS”病毒先后“侵入”广东、北京等城市，像一条隐形的毒蛇在人群中穿梭。

起初，由于对“SARS”病毒的无知和恐惧，地方政府保持了沉默。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及时决断，公开信息，全民共同击退“SARS”，中国由此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

【病毒入侵广州】

2003年春节前，广州,一粒粒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在空气中传播，吸入肺部会出现发烧等症状，就会被“隔离”至死神的门前。

市民们通过短信、电话，纷纷向外传说着这粒病毒的可怕，谈论这种“怪病”。后来，医生将它命名为“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人们叫它“非典”。

这种病似乎比瘟疫还要恐怖，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通过呼吸就能传播。广州城外的人们口口相传，有人染上“非典”后被隔离，有人已经染病死亡。“什么是非典？”最初，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染上可能就会死。

传言比“非典”传得更快，传得更让人恐怖。“广州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2003年春天，全程采访“非典”的《南方日报》女记者张蜀梅，后来写了《在SARS流行前线》一书，其中记述：“2月11日，我从家里出发（去广州）。临走的时候，母亲硬是让我带一些板蓝根，去几个药店一问，板蓝根在前一天已经脱销。药店老板说，都被在广东打工的家人买回去，寄到广东了。”弟弟在她上飞机时，给她买了5瓶白醋。

在得不到官方印证的2003年春节，传言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有传言说是鼠疫，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走在街上，和往年一样欢聚在一起的人们，心里却没有往年平静。

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图片，入夜的广州中信广场上，一名女孩仔细地从背后给爱人系好口罩，两张本应是甜蜜的脸却绷得紧紧的。

新年的喜庆气氛在传言中尚未消尽，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张蜀梅接到信息，广州市政府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情况。

新闻发言人介绍，自去年年底，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从2003年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截至2月11日，广州市共发现一百多例该类病例，其中不少是医护人员。

“非典”的警报，从广州拉响。

【北京，SARS来了】

广州遭“非典”侵袭之后，2003年3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非典”病例。

春天的北京，街头，流行戴白色的口罩。

地坛医院声像室的摄像师刘志勇，在街头，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铁里的人们，戴着口罩躲闪着站得远远的。现就职于天坛医院的刘志勇说：“当时，非典病房还不让公开拍摄。”

2003年3月25日晚上，在佑安医院等医院收治“非典”病人之后，时任地坛医院党委书记的刘建英终于也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的通知：准备接受“非典”病人，主要包括司局级干部、港澳台同胞、外国人等重要病人。当时，地坛医院院长一职空缺，刘建英全权负责院内工作，开辟了收治病人的绿色通道。

接到医院的指令，感染科主任李兴旺等主力医生，立刻待命，准备进入病区。此前，李兴旺已多次参加研讨广东“非典”诊疗过程，应对“非典”患者到北京后的情况。

3月26日当晚，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病人：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是加拿大人。“非典”在地坛医院的战役，已经正式地“打响”。

地坛医院已进入紧张的“战斗”。起初，医院的设备不是太多。李兴旺穿起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带着十几名医护人员进入病房，开始为“非典”患者做临床诊断。

最紧张的一次抢救，是抢救意大利一名劳工部部长。李兴旺回忆说，当时接到救治任务：治疗病人；保证职工安全。然而，由于紧张的抢救工作，现场的医生暴露较多，给病人打点滴时，有护士的口罩不小心脱落了下来，顾不上戴。

从病房出来后，有护士出现发热症状，住进ＳARS病房。早上在餐厅吃饭，有同事说起，便哭了起来。看见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几岁的护士突然倒下，李兴旺说，这让他很揪心。“当时，还不知道病原，没有想到传染性那么强。”此前，广东和北京先后已有医护人员在救治“非典”时倒下，这更让人替倒下的护士担惊受怕。

非典，已经“入侵”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