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安考生张非2003年考入北大，次年退学返乡，被一所民办学校挖去，代表该校参加2005年高考，结果考上清华，获得10万元重奖。之后，张非又退学，以南充另一所民办学校学生的身份参加今年高考，估分高达680多分，又将轻松获取重奖。（6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如果摒弃情绪性的发泄，从制度层面打量“职业高考生”，张非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其一，目前有关高考的政策措施，并没有规定从大学退学后的考生不得再参加高考，也没有限制次数。其二，张非高考时没有作弊，也没有替考，其成绩是真实可靠的。其三，高考奖金是学校自愿给张非的，即使他真把高考当赚钱工具，那也属“劳动所得”。我们真正要问的是：谁制造“职业高考生”？

“职业高考生”的背后，是一条日益严密的“高考产业化”的生成链条：某地出现高考状元，对老师来说，荣誉之外，是奖金、职称、职务、住房等实惠的变现；对学校来说，无疑是金字招牌，并据此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对地方教育部门来说，自然可以借高考状元彰显教育政绩。

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这条利益链日趋严密，为了利益最大化，自然要不停寻找“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职业高考生”和替考者一样，都是一颗棋子。他们虽然获得了一点可怜的利益，但一旦事发，受舆论谴责的往往也是他们。应试教育不改，躲在其后的那条越来越畸形的利益链不斩断，就还会繁衍出“职业高考生”的新变种。（修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