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高考状元陈默获得了68万元奖励。这些奖励中，主要一笔来自她的老家的一家民间基金会，为55万元。陈默将所获奖金中的50万元转赠给了家乡的一所中学。

高考状元获得重奖，已经不是新闻，陈默获奖68万元，只是在数额上达到了新的水平。陈默怎样处置奖金，是她的权利；陈默将50万元奖金转赠学校，值得赞赏。一个民间基金会，当然有权决定奖励某人，只要操作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就社会层面来讲，重奖高考状元的风气是否值得肯定，是另一个问题。

高考并非竞赛，而是升学资格考试。升学资格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学生，并不意味着已经成才，她的下一步仍然是学生，将进入高等学校去学习，最终能否成才，是一个未知数。以社会贡献而论，“高考状元”还无从谈起，说重奖高考状元体现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不知道有什么道理。

有人会以古代状元获得怎样的奖励来对照高考状元的重奖。但“高考状元”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比附。科举考试作为国家考试制度，选拔的是进入国家权力阶层的人员，也就是通过者即进入国家执政集团，因此科举考试的成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意味着人才的完成并获得肯定。高考是教育考试制度，通过者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是人才的完成形态，而是人才成长的进步阶段。高考最高分称“状元”，并不确切。“高考状元”不是人才，而是一个具有更大成才可能性的学生。要讲“尊重人才”，那么一个优秀工人、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或者一个优秀演艺明星，比一个“高考状元”更加值得获得现实的尊重。

当然，“高考状元”也要获得奖励，但暂时地，他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实际的社会作用，对社会无所贡献，所以对他的奖励，应是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以助其成才。最终，他能否成才，更多地取决于自己。这样，可以大致确定一个“高考状元”应该得到怎样的奖励。对他的奖励，以使之获得求学深造的方便为适宜，而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的突出贡献者”来给予某种结论性的肯定。对他的奖励，最好莫过于奖学金。既是奖学金，那么当他不能进一步学习，则奖学金应停止发放。这样，高考状元获重奖并被录取，而后在大学退学，再参加高考，再得重奖，一搞好几年，这种“反复重奖”现象就可以避免了。

当然，一个民间机构要去重奖“高考状元”，并因为“出得起奖金”，所以出手大方，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社会舆论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你出得起奖金，可以多多益善地给“高考状元”送钱，但社会舆论没有必要推波助澜，说奖得其所，好像奖得越重就越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搞得大家意识上犯浑(何况就算真的有了知识，成了人才，是不是就要特加尊重，以显尊贵，我看也是可以探讨的)。

与其重奖“状元”，莫如提供奖学金；与其重奖“状元”，莫如投资基础教育。对一个人来说，成长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获得“重奖”，而是成长的环境；对一个社会来说，教育重要的不是搞“重奖”，而是让国民教育基础牢实。社会舆论应呼吁让每个人获得发展的条件，而不是为堆加重金于考试最高分而兴奋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