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留学的热潮相比，期待回归的浪潮更高更猛。(袁建胜/摄)

教育部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6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06.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万人。“海归”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加入到高校教师和科研队伍中。然而，尽管一些高校不断采取新的政策和措施保障“海归”人员的科研、教学、生活，仍有部分“海归”感到周边的环境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人感叹，怎么有些在国外蛮有成就的人，一回到国内就难有作为呢？那么，对于“海归”，尤其是一些高层次的“海归”人员，如何才能让他们尽量发挥学来的一身本领呢？

淡水生活

到2008年，4年了，似乎还没有太突出的科研成绩可言，这让拥有留学日本并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柳志教授颇感踌躇。“总感觉生活不是很有劲，有些东西想做又做不起来。”

四年前，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在外留学、工作了八年的柳志回到了中国，并在某地方大学安营扎寨。“学校给的待遇也不错，从科研经费到办公场地都有所保障，买房也有优惠，从这些方面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也许是和国外的经历相比，柳志还是感到了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柳志介绍，在日本留学时，很多事务性的工作都有每个教研室的专门的行政秘书去做，作为研究者，主要精力都放在课题上。但是，回到国内后，他发现要面对大量的表格，申请课题、教学检查、课题结题等，总感觉没完没了。“我不善于填表格，有些填表要用的套话、空话也不会，有时候真是很头疼。”

让柳志感到困惑的是，他想聘一个专职的行政秘书也不行。后来他才打听明白，在国内，一般的教授是没有这个特权的，除非是一些引进的“大牌”教授、达到院士级别或类似高层次的人才，要不就是实验室达到一定的规模后才能配备行政秘书。“因为要牵涉到学校的教师和行政岗位编制等问题，后来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

然而，除了这样的事务性工作让柳志闹心外，在科研经费上也让他感到颇多束缚。目前柳志的科研经费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处于一种够用的状态，但是，“要实现自己的想法或者预期目标比较困难，因为有些实验条件和大型的实验设备达不到要求，想买又没有足够的经费”。而柳志现在手头上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多，但花起来也不容易，“有很多限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四年来，也不断有高校想把柳志挖走，开出的条件都很优厚。但是，由于和所在学校签订合同的期限较长，柳志也不太想“背信弃义”，加上学校领导和周围同事对他确实也很照顾，所以，他只好尽量在工作上寻找外校的合作伙伴，以期有力可借。现在他和某著名高校的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合作，尽量用他们的设备来搞研究，也把带的一些研究生派过去学习。“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挺好，虽然他也邀请我加盟，我不能过去，但他说实验室的大门向我敞开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除了这些，柳志感慨：“在国外，生活环境不错，生活有规矩可循。回到国内后感觉风格易变，要适应这种环境很难。但要有所作为似乎又不得不适应这种环境。”

圈子内外

在高校，对于“海归”回国后的“水土不服”，有柳志同样感受的“海归”们并不少。东北某高校的顾城教授表示，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时，感受到的学术氛围好一些，很多事情都是能简化尽量简化，但是在国内就有所不同，有些事情明明很简单，但一办起来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圈子，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圈子，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

顾城表示，在国外，圈子似乎只是在专业上形成的，比如某个专业会有一批该领域的专家形成一个学术圈子。可在国内就有所不同，不但有学术圈子，还有行政圈子，甚至学术圈和行政圈结合起来形成更复杂的圈子。“在这些圈子中，各有各的利益代表，相互之间总会有矛盾。”他表示，如申请课题，圈子内的人自然享有优先权，因为这个圈子的利益代表会优先照顾内部人士，而且，还会对其进行所谓的包装、攻关等，尽量让内部人士达到目标。

实际上，顾城对圈子的感悟，在柳志身上似乎体现得更多一些。对于柳志来说，要想提升自己的科研经费，申请一些重大课题是一条捷径。可是，要申请一些国家级的课题，不但需要在表格上下功夫，还需要一个过硬的团队(也可称之为圈子)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

柳志所在的学校引进他的时候，并没有相应的科研团队人员配备的计划，加上他所从事的专业是学校此前所没有的，所以，至今他基本上还是“单枪匹马奋战沙场”。柳志表示，出国时间较长，使得他对国内学术界缺乏深入的了解，要想申请高级别的大课题，除了和别的高校科研人员联手外，他几乎没有办法。“但是，真正进入别人的团队并不容易，目前对于我来说，能和别人一起合作，做点子课题就满足了。”

顾城教授表示，最不适应的是国内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而学术圈子只不过是这种感受中的一种。事实上，在科研和教学中，乃至在日常的生活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摩擦存在。“有些东西真的不想去面对，耗时费力不说，得罪人更加对自己的科研没有好处，毕竟有些事情是需要相互之间共同努力的，所以，有时候干脆惹不起就躲。”

对于圈子，西北某高校的谭凯教授表示，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进入到自己专业的学术圈子(那是他回国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申请到基金课题，或许在他回国两年后又出国。谭凯认为，所谓圈子，对“海归”来说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自身的学术科研能力进入，搏一席之地，但这条路往往不易；二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加上科研产出，自然会在圈子中受宠。“在圈子外游离，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科研没有课题，意味着没有产出啊。”

调节改善

有资料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均有留学经历，都可以称为“海归”人士。而在高校，“海归”所扮演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

在上海，从校长到教授、副教授甚至普通的讲师几乎已经有一半左右都具有“海归”背景。而在国内一些著名高校中，其长江学者几乎全部是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或是在海外有留学经历的人，如在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中山大学透露，其引进的144名海外人才占所有人才引进数量的78%。如此看来，“海归”确实是中国科技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那么，对于“海归”“淡水生活”的不适应，该如何解决呢？

实际上，对于一些“海归”提到的不服水土的情况，一些高校的领导者也采取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一些高校纷纷改善吸引留学人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除了解决留学人员子女入学、配偶工作等生活问题外，还在工作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重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如广州大学就承诺，在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初期的两年内，不仅帮他们承担申报课题等工作，并且“海归”申请到的课题经费，学校还按1∶1的比例给予额外配套。

但是，尽管有推陈出新的政策和措施作为保障，对于个别“海归”的漫天要价也有高校表示难于接受。如有的人确实“狮子大开口”，一“海归”博士要一套180平方米的房子等。

而从自身来讲，柳志表示，有的“海归”之所以很挑剔，是因为在国外的物质条件相对于国内来说确实要高一些，尤其在个别的发达国家，条件更为优厚，因此提出的条件可以理解。但是，柳志认为，既然选择回国，最重要的是报国，而不是在物质上挑拣，就像解放初期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再艰苦也要把国家建设起来。

顾城则表示，自身的调节固然重要，但学校乃至学术界大环境的改善也不可忽视，两者都需要共同改进。作为“海归”，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尽量适应国内的科研学术环境。同时，也需要学校和相关部门对于一些规则、政策等的制定尽量简化，避免重重关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