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者贺卫方要离开北大到浙大法学院去了。一名教授，离开老东家另择高枝，这在今日中国已不成其为新闻。但贺卫方的离开，还是引起广泛关注。这多少也说明，在今天，教授跳槽也远不是纯私人趣味，而多少带有某种社会的深意。

据说，很多北大法学院学生、同事，都舍不得贺卫方走，要为北大挽留他。其实，谁又甘心离开北京和北大？贺卫方自己说：“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北京和北大资源丰沛，在这边做教授，拿项目容易，各种论证会、研讨会、座谈会应接不暇，很容易名利双收。所以，贺卫方离开北大，必有其“深层次”原因，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和艰难抉择。

有位熟人推测，贺卫方是要到那西子湖畔、月轮山侧，去寄情山水，同时潜心问学。贺卫方没有否认“寄情山水”的用意，但他跟记者强调，浙大法学院尝试“教授治校”，邀他前去共襄盛举，他慨然应允，并想在那里“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信息驳杂，但主旨似乎是说，他是为做事而去，为问学而去。

在美国，大学也搞终身制，若是终身教授，就可以在一所学校服务到退休。但教授们还是跳来跳去，即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未必终身待在某某名校。比如杨振宁，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就有资格终身待在哈佛，或者普林斯顿。但是杨振宁并未如此，他是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的，想必石溪更能发挥其专长。教授在哪儿教书，跟面子无关，似乎也少涉人际恩怨。

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自己的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奠基者，但后来清华居然不聘他，他到上海做了复旦教授。解放后，复旦成为国内顶尖高校，但杨武之还是心有不甘，终身郁郁。在外地做教授，总不如北京好，但要到北大清华，必须先得大名。而既已出名，待哪里都是名利双收，萌生去意，学校也会释出更多资源挽留。

离京“自放”，更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下策。大约两三年前，著名学者裘锡圭带着几名弟子，离开北大，跳槽到上海复旦。当时北大也有人为之惋惜，觉得北大的古文字学从此完蛋，而复旦捡了一个便宜。那时候，裘先生已经71岁高年，按常理，他都早该荣休，还跳什么槽？裘先生没明说缘由，但网上传言跟系里闹僵，待着不如离去。

现在，贺卫方也要离北大而去，他比裘先生高调，行前跟记者作一席之谈。他说自己处未名湖畔，享极大自由，领导也关心他，爱护他。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学校、院系和领导与他相处默契，虽然他要离开，将来大家还是朋友。只是，浙大法学院搞“教授治校”，令他兴趣盎然，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这下天机泄露，表明他与北大即使亲密无间，甚至温情脉脉，但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颇存芥蒂。

59年前早春，柳亚子作词呈毛泽东，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表达回浙归潜之志。毛泽东一看便知，那只是“怀才不遇”的牢骚话。贺卫方跟记者长谈，世故圆融，顾左右而言他。但由他亟欲亲自推动“教授治校”，我们可以想见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地位，想到大学财权、人事权操之在谁，由此推及高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恩恩怨怨。(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