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消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前些年，中国留学人数曾一度出现负增长，而最近两年，留学市场又开始全面回暖，初步统计，200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15万人，创历史新高。 中新社发 追影 摄

从改革开放后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到如今留学热的兴起，30年间，一批批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有着怎样的心理变化？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增强，摩天楼、高速公路、私家车在中国大城市里已经司空见惯。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眼界大开，现在的留学生视野开阔，不仅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还了解很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的参照物非常丰富，多方比较自然让留学生心态更加自信、更加客观。”

“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刘月樵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有机会出国留学。1961年，学习意大利语的刘月樵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翻译工作，到了1979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就在这一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内部考试，刘月樵得到了到意大利进修意大利语的机会。1980年的金秋，刘月樵第一次走出国门。近两年的进修期，刘月樵先后就读于贝鲁贾外国人大学和罗马大学。除了听课学习之外，她还和一些学友参加了勤工俭学活动，偶尔也为出国人员作口译。

留学意大利让刘月樵开了眼界，她说，“起初，我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到过意大利的海滨，还去过意大利的乡村……看过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带给刘月樵强烈的心理冲击。

原中国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也经历了同样的心理冲击，他1981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德国几个著名的公司里进修，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德国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傅志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铁路列车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而中国只有100公里。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傅志寰深受震动。他常想，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有一次，傅志寰到慕尼黑技术大学听课，一位德国学生与他同行，这位德国学生大谈对东京的印象，并不断地问傅志寰一些有关日本的问题。最初，傅志寰感到纳闷，后来才明白，这位德国学生把他当成了日本人。那时候，德国市场上的音响、照相机、汽车等都是日本货。而中国出口的衬衣、球鞋、手工艺品进不了大商场，只能在地摊上看到；乘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服务指南有日文、韩文，却没有中文。看到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在外国人眼里没有与之匹配的地位。傅志寰心里很不是滋味。

讲到当年的留学生活，郑延友侃侃而谈，他说那时的动机非常纯洁，就是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这种使命感不是强加的，绝对是自发的朴素的。当时的生活也很简单，从住处到教室，再到实验室，几乎是一条固定的路线。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消遣，顶多几个同学好友聚餐一顿，生怕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力争多学东西，总像憋着一股劲儿。学习上一定要比国外学生成绩好，实验也比别人更加努力。

出生在四川乐山的郑延友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2年毕业后工作了两年，便赴澳大利亚留学，后转至温哥华UBC，在名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德国为例子分析说，改革开放后，到德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是公派，他们学习非常勤奋刻苦，目标就是要赶紧学好本领回国报效。他们勤奋好学，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里创造了非常好的声誉，德国高校都非常乐于接受中国留学生。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留学其他国家的中国学子心理同样如此，国内国外的差距在他们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奋起直追的想法油然而生。

“生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都变得次要了”

罗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生在红旗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上海公务员系统，随后恋爱、结婚、生子……1999年的上海，留学开始成为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的选择，同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丈夫开始感觉到了周围一些同学、同事在事业发展中的变化，在与罗萍商量后，他毅然决定放弃一切，用多年的积蓄到澳大利亚留学，半年以后罗萍带着孩子也来到了澳大利亚。

刚到澳大利亚，夫妻俩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罗萍不得不四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虽然毕业于国内著名的财经院校，但罗萍的学历并不能让她在澳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必须重新修读学位。

罗萍选择了堪培拉大学的会计专业，并从本科阶段开始学习。她坦言，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纯粹是为了留在澳洲，因为这个专业的移民分值最高，“我没有想过毕业以后真的要成为一名会计，可是夫妻俩已为留学花完了全部的积蓄，不留在澳洲多挣些钱，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何况还有孩子。”在当时，会计专业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为了留在澳洲，学语言的、学历史的，甚至学法律的都改了行。“在生存问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发展不发展都变得次要了。”

2002年，罗萍被新成立的澳洲大学联盟雇用，成为成都七中国际部澳洲办公室的学生服务经理。近些年，罗萍每年都会带领大学的招生官员往返澳洲和成都，跟学生面对面地交流。

无独有偶，80年代后期到美国留学的王强也遇到了一个在美国如何再就业养活自己的问题。“我英文固然很好，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能说英语，就觉得没有用武之地，你不可能去教美国人说英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我只能去做美国人不愿做的工作，甚至很多中国留学生也不愿干，就是到美国养老院去伺候那些老头老太太。”事后回想自己的留学生活，北京新东方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强不胜唏嘘。

王强回忆说，当时那些美国老头老太太大多神志昏迷，不清醒了，所以说英语也没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给他们换尿布这样的工作，他都当作一件大事去做，非常有职业心。有一天负责养老院的老板娘说，看他工作态度这么认真，问他将来是不是能接这个生意？“就是这个事，也让我从中找到了自信，原来换尿布也能换出一片天地来。”王强说。

王强评价他们这一代留学生时说，“我们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留学生无法比，他们多是国家公派，有很高的待遇，我们很多人是自费留学，实际上体验了作为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要经历的挑战。”

对此，姜峰分析说，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除了公派学生，自费学生逐渐增多，这主要得益于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一代出国的留学生，最开始的留学路固然很艰辛，但挺过来就会是一个新世界。

“我的路是我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

出国对徐梦媞来说并不陌生，她从3岁起就一直在华夏未来少儿艺术团学习舞蹈，从9岁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她都会跟随艺术团出国演出，去过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蒙古等多个国家。

但2005年的这次出国却与以往不同，这次她将孤身前往美国留学。这年，她才15岁。

徐梦媞是天津一中高一学生。2005年，15岁的她赴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所学校进行为期1年的交流学习。1年后，她以全科都是A的优异成绩圆满结束了此次交流活动。与此同时，她把在美国这一年的生活点滴和内心感受写下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名叫《爸爸妈妈请放心——15岁女孩孤身留学美国的日子》。

尽管也有孤独的时候，也有哭鼻子的时候。“但在美国最初的日子里，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天那么蓝，云那么白，很大很漂亮的校园，很自由的学习方式。”徐梦媞说。

2002年开始在美国费城卓克索大学攻读新闻传媒专业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如此描绘自己的生活，“这里跟我在国内上学读书工作的环境差别不大，工作和学习紧张有序。我通常在星期天使用美国的IP卡给父母打电话，父母用电话机的免提和我通话，这样3个人都能讲话。他们每次都在电话里讲要注意安全，吃好睡好……我请父母放心，虽然我身在海外，但不会忘记父母的叮嘱，好好学习，勤勤恳恳工作，学成后报效祖国。我的路是我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虽然远方的路有坎坷，但我还要走下去，我能走好以后人生的每一步路。”

墨尔本中华青年联合会会长杨婧则如是评价自己的5年留学生活：“一是基本适应和胜任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二是基本了解和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内容；三是完成了从需要社会关助到通过社团使他人得到关助的转型；四是初步奠定了对祖国的认同和对自己的认知。”

杨婧认为，她们这一代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有着更好的环境、条件和更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也有着更开放的机会和视野感受去认同祖国，因此更有理由和空间来关注祖国，为国家做事情。

对此，姜峰评价道，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的第三阶段是90年代末期到现在，公派留学生稳中有升，自费留学生迅速扩大，留学人员成分更加多元化，学习领域也非常广泛，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留学生的自信心也大为提高。(孙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