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２月１４日电（记者李忠将、周芙蓉）谁是大自然的主人？谁是生态保护的主体？生态治理能离开本土文化吗？在不久前召开的“东南亚地区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国际会议”上，这些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许多国内专家指出，随着文化多样性的流失，我国生态保护正遭遇民族文化多样性流失的剧烈冲击，保护生 态环境亟须保护文化多样性。

“像守护神明那样守护自然”

固利·茸咪，一位在云南怒江大峡谷的森林中唱着歌长大的普米族姑娘，对森林有着特殊的感情，那一片被她和乡亲称为“树子”的森林，是普米族人的命根子。

如固利·茸咪一样对森林有着深厚感情的普米族人，用本民族特有的信仰和情感保护着家乡的这一片原始森林。固利·茸咪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屏县西坡乡玉狮场村长大。她说，从山涧到云间，到处都是参天的大树。村里３６５人拥有８３７５３亩原始森林，林中国家级珍稀树种红豆杉、榧木等随处可见。

“几年前，一群人进山，砍了狮场村的一大片参天大树，村民忍无可忍，冲上山去，把砍树的人赶跑了。”

与固利·茸咪同村的普米族汉子阿寡·又要子说：“生活在‘树子’中的普米族像敬重祖先一样敬重大树，像守护神明那样守护自然，森林是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普米族人热爱森林，歌唱树的歌，可以从树根根一直唱到树尖尖，三天三夜也唱不完。”

如此崇尚大自然的普米族人深深感动着山外的城里人。陈哲，这位曾经写出《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等歌词的知名音乐人，深入普米族村寨，记录下普米族人保护环境的动人故事。他说：“正是敬树如神的传统民族文化，使这里保存下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普米族文化中，‘祭山神’‘祭树神’、古歌、搓搓舞、古老语言……都与森林融为一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表现。”

正在逐步消失的民族文化

为了避免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场过度放牧和退化，上世纪８０年代当地政府实施了一项新政策——将草场承包给各家各户，并鼓励牧民将自己的草场用围栏封闭起来。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万吨的铁丝和角钢运进草原，将一望无际的草原分割成许许多多的各家的草场。然而，草原退化却没有被遏制住，反而在加剧。

“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初衷的政策却适得其反？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曾经被我们认为落后的草原游牧文化真是落后的吗？”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说。

一直以来，由于人们在观念上将这些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文化视为“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落后”事物，而加以摒弃，最终导致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不断流失，生态环境也随之恶化。

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尤其是黎平的侗族和苗族地区，曾经拥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据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当地本土农作物物种中，仅种植过的糯稻品种就达２０余种，这种情况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直到１０多年前杂交籼稻单一大面积推广成功后，才逐渐消失。

侗族传统上之所以保有丰富多样的糯稻品种，与侗族文化当中各种社会礼仪、节庆和宗教祭祀活动都离不开糯米饭和鱼这两种食品有关。在举世闻名的侗族大歌中，它们就经常被用作隐喻符号来表达复杂而微妙的情感。

随着本土糯稻品种的消失，与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生态稻作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紧密相关、相辅相成。湖南省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杨庭硕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地球生命圈的作用越来越具有能动性。防止人类能动性的误用，自然成了确保地球生物物种并存延续的关键。而防止误用的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维护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

“生态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

韩念勇说，从古至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以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信仰保护了生态。而对于根植在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基因，许多人并没意识到其重要性。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荔波县，保留着世界上少有的一片喀斯特森林。政府管理者曾经用一切禁止的执法方式管理社区百姓，保护生态，但偷猎捕鸟却禁而不止。“保护区刚建立时，一下子把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森林划为了保护区，我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群众意见很大，对保护区也很反感。”茂兰保护区内的永康乡尧古村布依族村民覃春帅说。

矛盾使保护区改变了管理方式，从一切禁止到尊重布依族、瑶族群众的文化信仰，并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如今，这一地区呈现给人们的是农民与政府管理人员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和谐景象。覃春帅说：“现在，我们成了保护区的主人，政府帮助我们致了富，我们与政府共同维护着自己的家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德黑兰代表处主任韩群力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忽略人文和民族的成分。

韩念勇认为，生态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只是自然科学的事情，还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内容，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忽略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