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2日是达尔文两百岁生日。2009年也是《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这本书在达尔文生前就震动了世界，但其基本观念也无时不处在争议之中。生物科学两百年的发展，是否削弱了达尔文学说的威力？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刘华杰。

记者：达尔文的理论过时了吗？

刘华杰：简单地回答是或否，都会引起“达尔文产业”专家们的抗议，因为这是科学上甚至意识形态上敏感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承认达尔文是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生物进化论的研究。但正如其他领域一样，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终结了某一领域的研究，况且是生命进化这样复杂的事情。为什么强调他是博物学家，而不是一般地说他是科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是博物性质的，他做的工作是宏观层面的，不是还原论的，他天才地、正确地猜测到了生物进化的许多机理，因为在19世纪中叶还没有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更不知道DNA和生命信息编码规则。20世纪上半叶遗传学的大发展进一步确认了达尔文的猜测，特别是进化新综合理论。为此作出贡献的是一批人，而不是几个人。

因为进化论在达尔文之后一直在发展，他的理论在当时再高明，现在看来有些也不可避免地过时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比如最近英国《卫报》的文章就指出，达尔文的生命树理论有问题。现在，生命进化过程中单向分枝的“生命树”比喻，或许要用互联的“生命网”比喻来代替。无论如何，在科学史上，“生命树”比喻仍然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卫报》文章的标题有些夸大，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读。据我猜测，就目前的科学证据而言，用“生命榕树”（Ficustreeoflife）比喻可能比较恰当，因为榕树的根部存在大量交叉互联的情况，而上部大多是单向分枝的。

记者：科学界是否曾对理论的某一方面有普遍的怀疑？

刘华杰：我的印象是研究生物进化的主流科学共同体仍然是在达尔文范式下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个别人没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美国科学院院士马古利斯（LynnMargulis）就对把握进化论权威解释的科学共同体很不满。她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她的内共生理论（SET）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进化的观念，但她的理论提出之时遭到了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反对、抵制，而现在她的观点已经成为标准观点，甚至写进了中学课本。

记者：达尔文进化论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

刘华杰：根据一位科学史家的看法，在19世纪几乎很少有人准确地理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赫胥黎这样的大人物，但是主流科学界在19世纪下半叶都拥护达尔文的理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也是很糟糕的事情。对自己不真正理解的东西很赞成，这意味着什么？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达尔文的理论有“后现代”的意味，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被作了“现代性”的解释。事后看来，这也难免。19世纪中叶，当然是“现代性”表现的时代，哪有“后现代”的天地！历史是活的，所以达尔文的思想仍有重新解释的必要。记者：“现代性”的解释是怎样的？

刘华杰：多数人把进化理解成某种进步，而人是进化的最高级阶段。这是错误的。进化并不意味着进步，进化只是局部适应。达尔文理论反对人类中心论、反对进化即进步的看法，长期以来被忽视了，至少在社会政治解释的层面是如此。人们过分强调了生存斗争，甚至鼓吹适者生存，这并不是达尔文的意思。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悲剧。

记者：您指的悲剧是什么？

刘华杰：达尔文的理论客观上被用来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展和世界范围的战争，而这并不是达尔文理论的本意。进化论的影响不只是在生物学、科技界内部，它影响了全世界人的观念，特别是政客的观念。许多大人物，包括希特勒，就受到了某个版本进化论的影响。中国五四时期许多大人物也此。当时中国处于列强欺压状态，更容易片面地相信某种错误版本的进化思想，虽然他们中相当一些人觉得弱肉强食的观念不合中华文明的一般伦理。现在不同了，我们应当更平和地理解进化论，想得更多些。

记者：对进化论的理解有偏差，会导致负面的结果吗？

刘华杰：“后果很严重！”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也是打着科学旗号出世的，披着科学的外衣，很有欺骗性。特别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和百姓。如果它不是来自科学，那么它的危害反而会小些。假如某种进化论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而是来自某种宗教或者迷信，那么现代人会本能地警惕起来，不会盲目相信。（本报北京2月11日电）（记者 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