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市集中了太多的人口、经济活动和社会财富，所以城市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标志和精华的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易发地和集中地。这就要求在应对人类社会各种危机的过程中，首先应该高度重视应对城市所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及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快速发展的亚洲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趋重要，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彰显。与欧美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一样，亚洲城市已成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行政中心、经济活动中心和科教创新中心。亚洲城市的发展，与亚洲的发展息息相关，更是亚洲未来发展的关键。展望未来，也许可以说21世纪将是一个亚洲的世纪和城市的世纪。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将推动亚洲城市快速发展，带动整个亚洲的进一步崛起。未来10年，亚洲将可能有60%以上的人口集中到城市，并形成若干个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过去的发展及目前态势显示，亚洲城市在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已面临严峻的危机和挑战。

我们的分论坛拟讨论亚洲城市所面临的两个方面的危机，即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这两大危机与全球化、城市化密切相关，不仅有更深刻的产生背景，更具有一定的长期性、“非周期性”和影响的普遍性，因而如何应对对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两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已直接威胁到亚洲城市发展的持续性。

关于城市的社会危机与发展。亚洲城市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公、市场失灵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形成的社会危机。如在亚洲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亚洲城市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富豪”非正常集中，像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尚为0.23，2000年即扩大到0.42，进入国际标准的警戒域，2007年又进一步增大到0.48；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生活、工作而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益，贫富两极化及底层居民的贫困化，形成了亚洲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城中村”和“贫民窟”。这些都将使城市社会矛盾激化，暴力犯罪增多。特别是自去年主要由美国次贷问题引爆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尚处发展中阶段的亚洲城市移民（或外来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失业和贫困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可以说，在人类社会，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罪犯”，也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犯罪动机”。一个人在后天之所以成为“罪犯”，尽管有很多主观因素，但与制度性“社会不公”的“环境压迫”更有密切关系。所以，从解决制度性“社会不公”入手，将是应对亚洲城市社会危机的一条重要思路。城市社会危机的另一方面，是主要由人口转变及生育控制政策引起的“人口高龄化”及“高龄社会”危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不同，亚洲城市的人口高龄化速度快、影响大。特别是除日本以外，大部分亚洲国家是“未富先老”，因此这一社会危机更为严重。需要指出的是，亚洲城市的这两大社会危机，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尤为突出。

关于城市的环境危机与发展。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及亚洲城市化推动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加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大城市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和高强度的经济活动，使亚洲大城市在形成经济中心的同时也成为能源消费中心和废弃物排放中心。目前城市生产、生活垃圾的迅速增加，已成为亚洲各大城市颇为头痛的一大公害；同时也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以及土地利用等下垫面的急剧变化，引起局部气候和全球气候的变化，由此导致废气、浮尘、酸雨等环境污染的形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异常天气增多、海平面上升和水资源短缺等环境危机。东京、上海等亚洲大城市的热岛效应已十分明显，上海自1873年有（徐家汇）气象观测记录至今130多年年平均气温上升了1.4 ℃，特别是近10年来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5℃，远远大于全球平均0.74℃/每百年的升温率。气温的上升，将增加能源的消费，加大城市的压力。环境污染的形成，异常天气的增加，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直接危及人体健康。如上海由于各种大气污染、臭氧及污染物等的交互影响，造成城区大气能见度每降低8公里，就使居民死亡率增加2.17%。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的研究，海平面每上升1米，海岸线就将退缩1500米，全球海平面在1990－2100年期间将可能上升0.09-0.88 米。由于亚洲大城市多临海分布，因此更容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据研究，我国城市密集分布的珠江、长江、黄河三角洲附近海平面到2050年将上升9-107厘米，届时预计要淹没大片土地，造成巨额损失。这些环境危机与社会危机一样，也已影响到亚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也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研讨，予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