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福明接受中国网专访 摄影：中国网 胡迪
30年前，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清除了思想障碍。此文的主要作者、江苏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胡福明24日接受中国网专访，回眸文章写作前后的心路历程。
中国网：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个人要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有一些采访您的报道说，您当时连坐牢的心理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胡福明：是的。
中国网：我不知道您当时在写它的时候，构思它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心理的紧张，或者是存在一些压力？
胡福明：有很大的压力。最大的困难就是决策、决断，要不要写这篇文章、要不要批判“两个凡是”，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下决心的问题。因为有一点很明确，“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1977年2月7号，《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里面提出来的。叫“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你要知道，“两个凡是”打的旗帜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它的看法就是要维护毛主席。要维护什么呢？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说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下的结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也是毛主席下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重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是毛主席提出的。如果说“两个凡是”成立的话，就是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就是说“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邓小平不能重新出来工作，拨乱反正是不允许的。所以，“两个凡是”就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
那么“两个凡是”谁提出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按照规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规矩，两报一刊社论是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观点的。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华国锋的观点。因此，要批判两报一刊社论的“两个凡是”，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批评当时的党中央。告诉你，你要批判它的话，它就给你扣顶“反党”的帽子。第二个问题，“两个凡是”是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出现的。你要批判“两个凡是”，你说“两个凡是”不对，他们就给你扣帽子，说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而他们是要维护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就是这样的；你说“两个凡是”不对，你就是反对毛主席。所以他要给你扣一顶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告诉你，这三顶帽子不得了，是要砍脑袋的。文革期间，由于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由于讲了跟毛主席不同的观点，被处死的不是一个两个啊。所以，在1977年3月份我发现“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但是要不要批判它，敢不敢批判它，这是我的一个心病。当时有一个时期确实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而且还不能够跟人家商量，只能冥思苦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当时有两种想法：一种是我要批判；另外一种是这件事让别人去干。这个思想斗争很强烈，很苦闷，大概在个把月的时间里面都在想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决定去批判“两个凡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们上学读书人都知道的，特别是出身于北大的这些人，历史的责任感、民族意识都比较强烈，总觉得我们有责任去指出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发现“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那就算了吧，也不能怪你；而发现了却不去批判它，就等于失职了，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逃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1966年6月15日，就是在北大发表第一张大字报以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我的校长知名教育家匡亚明被打成黑帮，我就是黑帮分子，受了一年多的劳动改造，挨了批斗，戴了高帽子，游街、抄家。连我3岁多的女儿都被人家骂成黑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非常错误的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还心有余悸。
那次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后来解放我了，是因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社会关系里面没有地主、富农，更没有海外关系，干净得很。我的历史很清白，我14岁的时候参加了共青团，19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所以我完全经得起检查和审查。用他们的说法，当时我是属于红五类，根正苗红。所以后来他们就解放我了，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一次打过了，第二次就是自动漏网，有这个问题。所以是很苦恼的，这个问题是很难的问题，但我还是跨过来了，最后下决心批判它。
要批判“两个凡是”，怎么批判？当时有很多话是不能直说的，要绕着弯子讲，说你制定的标准，一切思想、理论认识，党的一切理论、路线、政策，一切科学假设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真理，就应该坚持；实践证明错了，所以应该改正。一般讲一讲还可以，没有人反对。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特征在哪里？他是毛主席，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适用实践标准；毛主席是天才，天才是不会犯错误的，天才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天才就是在普通人之上的神，按照林彪的说法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是这么一个人，是几千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这是林彪宣传了很久的一种观点。所以，你要想办法说清楚，毛主席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毛主席这个伟人，马克斯、恩格斯、列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这些伟人，他们的思想理论也是要受实践检验的，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他们也会犯错误；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决策是不是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还不能这样说，还不能说他们的不是，说毛主席、马克斯、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观念、决策、指示也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他们也会犯错误，不能这样说。要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斯、恩格斯是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还要从他们自己的著作里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而且用实践检验以后，坚持正确的理论，修改错误的观点。你还得用他们的著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分析他们自己。要绕弯子说。
要批判“两个凡是”，你还不能说是“两个凡是”错了。“两个凡是”在文字里面不能出现的，出现了人家马上就说你是反对党中央的。你要绕弯子，给他们找一个替身，就像电影演员的替身一样，替身很好找。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的一个翻版。它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唯心史观，形而上学的，都是唯心史观。总之，也要使老百姓能够看懂文章，又不能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要隐晦曲折地去讲，下了决心以后也很难办。所以后来人家说，你这篇文章里面没有提“两个凡是”啊？是的。你知道，我们的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是什么时候？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那个《决议》里边，才点名批判了“两个凡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边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并没有提“两个凡是”。所以，后人读这篇文章就很难读到（“两个凡是”），都会说“我在文章里面没有看到你批判‘两个凡是’，是批判天才的，批判句句是真理，”干什么？理由就是要逐步来走，但是又必须两步走，这个地方我还是成功了。因为文章发表以后，赞成文章的人和反对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是批判“两个凡是”。他们说：这是雕虫小技，但是我说我做得很成功。你从现在看，确实是雕虫小技，但是从我斗争的成功来看，我认为我的斗争方法是正确的，没有犯大的错误，耍了一点小聪明，避开了正面冲突。
要做坐牢的准备，不光是我看出来了，包括当时发表之前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也估计到了。华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黎克明教授，1978年4月来北京朝阳区委党校，我们在一个宿舍里边，参加了一个自由讨论会。我就在修改这篇文章，他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那天晚上，他到中央机关去，晚上回来以后已经十点多钟了，他对我说：“老胡，你已经卷入了中央高层的斗争里面去了，已经卷进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他们已经知道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还说：“我看了你的文章，你针对了‘两个凡是’，你要有思想准备，这件事情闹大了，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华国锋当时是党、政、军一把手。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没有如此高的权力，毛主席也没有兼国务院总理，只是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总理是周恩来，只有华国锋是党政军一把手。他说：“风险很大。”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要准备坐牢。”我说：“我老早已经准备坐牢了。”我们两个人调侃，因为他和我很谈得来，他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说：“我坐牢以后，你要去给我送饭。”他说：“我一定去送饭。”
中国网：尽管当时的风险非常大，您还是义无反顾地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胡福明：中国人里面总要有一些义无反顾的吧！中国共产党内总要有一些义无反顾的吧！我想还是不少的。你看这次汶川大地震，义无反顾的人多着呢！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到危险的地方，到要垮塌的楼房里面去救人，上面一下倒下来，就压下去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像失事直升飞机的机长邱光华同志，每一次飞行都有风险，因为在100、200米宽的走廊里面，直升飞机的周围都是大雾，一不小心就撞到山上去了。他每一次飞行，根据他们的说法，都是有巨大的风险，都是性命攸关的事，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到前面去。那个时候不能想老婆、孩子这些，到了那个时候就要撇开这些。要是想的话，什么事情就都别去干了。还有那么多的志愿者、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公安部、干部、老百姓都往灾区冲。我告诉你，到那个地方，光闻闻那个味道就受不了了，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地方睡。你坚持一天、两天、三天，那是容易坚持的吗？30年来，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已经大大地升华了。
 |
导读：
30年前，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清除了思想障碍。 [详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