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迎接十九大的召开，中国网特邀党史党建专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近些年来党的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任务，本期节目就谈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十九大如何修改《党章》。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戴焰军教授。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为迎接十九大的召开，中国网特邀党史党建专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近些年来党的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任务。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戴焰军。戴教授，欢迎您！
戴焰军：您好！
中国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批基础性、主干性的党内法规，这些党内法规是否需要一个系统的总结？十九大是否会在党的制度性建设上有所作为？也有学者认为，十九大很可能在体制改革方面也会出台大的举措。您怎么看？
戴焰军：制度建设方面毫无疑问，党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党章》，因为《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党内的其它各项具体制度最终依据就是《党章》。十九大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讲了，十九大是要修改《党章》的，修改《党章》本身就是党的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所以在制度建设方面肯定会提出来新的要求，这个已经很明确了。那么谈到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果，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为十八大以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在取得的成果里“制度建设”是很突出的一个方面。
十八大以后首先对建国以后党内的法规制度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清理，这个清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需要作废？因为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要求变了，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个清理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首先分两期对这个制度做了清理，提出来一个制度建设的五年规划。就“制度建设”专门提一个五年规划，这个在我们过去是没有过的，我们是有目标地来建设制度。按照这样一个规划，十八大到今天，我们新修订、新制定颁布的党内法规制度，已经占到现在党内所有法规制度的一半。从这个力度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果，一年将近20部10多部新的法规建设出台。
而且这个制度建设还有些特点，比如总书记一直在强调的“问题意识”。很多制度建设它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强，因为制度建设不是为了建设制度而建设制度，制度本身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关于新形势下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原来我们已经有一个，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过一个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次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再制定一个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就是因为党内政治生活现在的问题变了，我们是要制定一个新的准则来解决新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针对性很强，其它的党内法规也能明显地看出来这个特点，它的针对性很强。你只有针对性很强，解决问题的实效性才能更强。
再一个是制度的体系化，因为制度如果不成体系，实际上它是很难发挥制度的作用。如果制度间互相矛盾、互相打架，形不成合力，单个儿来看，一个一个是好的制度，但是合到一起它发挥不了作用。从十八大以后，从制度的制定大家能看得出来，为什么提出一个规划？我们的制度建设是按照这个规划有系统地、有步骤地一步一步地来制定，它非常重视制度的“系统性”，就是我们讲的体系。
还有一个是注意到制度本身的程序的完善，制度本身不仅要有实体，更重要的它还要有程序。如果你光有要求，而没有相应的使这种要求落到实处的程序，这种制度的要求是很难落到实处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对程序化的东西越来越注意，而且在制度建设方面也越来越完善。十八大以后，我们新制定的制度以及原有的制度经过修订以后，在现实中这种执行的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
比如说我们在反腐倡廉和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有些方面不是原来没有制度，原来是有制度的，但是有些制度它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80多项规定管不住一张嘴”，吃喝风都刹不住。但十八大以后，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有力地刹住了这股风，原因就是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制度真正得到了执行。我们十八大以后制度建设的成果，制度本身文本形态的东西它不断在完善；另一方面，体制机制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体制机制同样是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形成一个有利于制度执行的党内的政治文化、形成一个有利于制度执行的党内的政治生态，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一个有利于制度执行的党内的整体氛围。所以，制度的“执行力”明显地在不断增强。
中国网：9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党的十九大将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我们想请戴教授回顾一下，修改《党章》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在党代会的历史上，对《党章》进行重要修改的党代会都有哪些？此次修改《党章》是出于什么考虑？
戴焰军：党章的修改，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了《党章》以后，到今天的十八大以及未来召开的十九大。每一次代表大会，除了五大是个特殊情况，每次都对党章做了修改。因为《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它要规范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重大问题的处理。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务的变化、党自身活动环境的变化，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在发生变化，处理问题的要求发生变化，我们党对很多问题处理的规范、规定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做客《中国访谈》直播间。
随着我们党自身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成熟，《党章》它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这个《党章》从二大一直到今天，它本身也是在历次代表大会中不断完善的。你拿党的指导思想来看，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是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第一个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历史已经证明，它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很自然的。
再比如说到了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路的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又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对于指导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对于指导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把它写进《党章》，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修改《党章》，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党章》的修改，哪些问题要修改，哪些问题要变动，这个得根据当时的实际。谈到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7•26讲话”中已经谈到了，我们对新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要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这个在“7•26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十九大将会对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形成的这样一些理论成果做出新的概括。
中国网：刚才您提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的反腐败力度空前之大，但民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反腐反得大家都不敢干事儿了。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十九大在反腐败问题上是否会有进一步的论述？
戴焰军：把所谓不敢干事儿跟反腐败联系起来，把反腐败说成是不敢干事儿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反腐败大家都清楚，它反的是权力的滥用，你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那当然是要反的，因为你侵害了国家利益，侵害了人民利益，这当然要反。对于正确地使用权力，用这种权力去做好事儿，实际上反腐败它起到的是一种“保护”作用，我们反对、清除滥用权力，对于正确使用权力的这些同志和工作表现来讲，是一种公平和保护。恐怕只有还希望滥用权力的人才觉得反腐败桎梏了自己的手脚，使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滥用权力了。把这两个联系起来，用这种逻辑来说话，我觉得它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了，在目前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条件下，由于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本身有很多工作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在这种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还处在一个探索过程中，所以，干部工作中有时候会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对这种现象，跟腐败我们要截然分开，总书记在这方面是有过明确要求的。对干部工作中，在他开拓创新过程中，在他勇于担当的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我们要正确对待。所以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来，对干部工作的错误要建立容错机制，要允许干部在探索中去犯错误。但是，这两种问题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一方面我们要建立更科学的干部工作的容错机制，来保护干部的担当精神，来鼓励干部更好地工作。但同时，反腐败我们肯定要坚决地进行下去，我们一贯采取的态度就是“零容忍”。因为我们是个先进的政党，对腐败采取了1%的容忍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走进《中国访谈》直播间。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段冰；摄像：王一辰；导播/后期：刘凯；摄影：杨佳；主编：郑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