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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建立至苏联解体，42年间我们与前苏联保持了“同志”称呼。后来由于两党、两国关系波折起伏很大，“同志”称呼经受了“严重考验”，但是双方都没有抛弃这一称呼。
称“同志”源自共产党的习惯
我国古书上很早就出现过“同志”字样。不过在我国古代，“同志”一词的主要含义是同性恋的意思。只有到了晚清，在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党内部彼此以“同志”相称。于是，“同志”一词在我国有了新的意义，即“志同道合”的人，特别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后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等都先后在各自党内通用“同志”一词。
俄文中把“同志”一词称为ТОВАРИЩ，其含义同中文一样。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ТОВАРИЩ”这个称呼了。他们除了彼此互称同志，也常以“同志”来称呼拥护革命的普通劳动大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十月革命后，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苏两党都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因而就有了称呼同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文电来往中都互相称对方为“同志”。
建国初期互称三个月“先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长时间内，中苏两党领导人早已互相称对方为“同志”，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却出现了一种现象：在中苏两国来往的正式文件中互相称呼“先生”。
首先，中国方面对苏联发出的第一份外交文书中首次出现了“先生”的称呼，即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外长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的信。1949年10月2日，苏联就通过其广播电台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发致毛泽东主席国书，任命罗申为苏联首任驻新中国大使。在该国书中，苏方首次对新中国领导人使用“先生”称呼。
接着，新中国对苏方领导人称呼“先生”的第二件外交文书出现了，那是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国书。国书中不仅称先生，还加上“阁下”。国书于1949年10月20日签发，这是新中国对外签发的第一份国书。在苏联方面，另一些称呼中方领导人为“先生”的显著例证，出现在1949年末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时。那次访问期间，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口头上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但苏联媒体在报道时，却称毛泽东为“先生”。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双方在称呼对方时却都谨慎起来了。我对这种矛盾现象的理解是，虽然按照党的关系，应称“同志”，可是这是国家关系。新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在对外交往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认为宁可保守一点比较稳妥。再说，中国传统的影响，即对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士应当称其“先生”，以示尊重。
从苏联方面来说，中共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国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时斯大林心中并无绝对把握，不敢贸然行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口头上互称“同志”，而在书面上又称“先生”，只是发生在1949年的最后三个月中。此后，双方很快都做出了调整，不论在两党之间，还是在国家关系中，不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中，都将“同志”作为惟一普遍使用的称呼了，一直维持到苏联解体。当然，除了“同志”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中，中国人还称苏联为“老大哥”。
打破常规的国庆贺电
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互祝对方的国庆节，是国际上惯常的外交礼节。当年，中苏两国每年互致国庆贺电怎么称呼对方，成为令人关注的话题。
1963年9月，苏联方面采取了一项违反常规的举动：对中国国庆的贺电，由原来领导人对领导人祝贺改变为以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向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祝贺。苏方此举大概是为了避开称呼“同志”的不便，以及表示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满。跟随苏联这样做的还有蒙古、捷克斯洛伐克两国。
按照国际惯例，收到贺电后，收电方应复电表示感谢。周恩来总理看到苏联的贺电后，批示：“复电照来电不署人名”，“在我方贺十月革命节的电报中再署人名”。于是，1963年10月，中国方面在答谢苏联祝贺的复电中，照苏联的样子，也是以机关对机关。很快，11月7日就到了苏联十月革命节，轮到中方给苏联发贺电了。当然，外交部礼宾司严格按照总理批示办了。同年年底，中方给苏联领导人发新年贺电，仍沿用过去的习惯做法，仍称名、称同志。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当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时，中方给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柯西金发国庆贺电，不仅称名和同志，贺电用词也热情了许多。但苏方是换汤不换药，中方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落空了。此后，中苏双方就以机关对机关这种尴尬的方式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尽管如此，在苏联解体前，两国外交人员一直坚持“同志”的称呼。
1958年，毛泽东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交谈
中苏论战“同志”基础仍然在
从1959年至1989年中苏关系30年论战、对抗，但谁也没把对方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对对方仍未丢掉“同志”称呼，从不曾以“先生”相称，但是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
开始，1959-1969年，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论战，逐渐恶化到国家关系，虽然都称对方为“同志“，但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列主义。
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会晤
1969年3月，中苏在边境地区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双方仍坚持称对方为“同志”，如当年9月11日，周恩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我作为礼宾司工作人员，参与安排了那场会见活动。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柯西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您好吗？柯西金同志！”
1969年至1989年，两国进入对抗、谈判时期，这个时期双方互相攻击更加严厉。有人用三个“一”形容这20年中苏两国关系，即一个使馆，一架班机，一列火车。作为维持两国国家关系的使馆，其工作条件是相当困难的，门口“警卫”严密把守，使馆人员外出有人跟踪。
双方外交人员的接触内容主要是互相递交抗议照会。而来往于莫斯科-北京的班机，旅客寥寥，火车经常是空空如也。直到上世纪80代初，我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工作，曾数次乘火车往返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有一次，整列火车只有几位旅客。由于人少，餐车常不开放，我们只好同列车员一起自己做饭。
勃烈日涅夫当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阶段，即使在那时，苏联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3月24日，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中亚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虽然仍旧攻击中国，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中苏共产党人仍有互称同志的基础。
最后的“同志”是戈尔巴乔夫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对戈氏如何称呼？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戈氏来华的头衔中虽然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列在第一位。但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称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势将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仍沿用过去的习惯，仍称其为“同志”。
戈尔巴乔夫来访，双方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互相称呼“同志”似乎就更自然些了。然而这段时间只有两年。因为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苏共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至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中已经不再存在互称同志的基础了。戈尔巴乔夫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位“同志”。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仅仅两年，苏联解体，中俄双方官方人士很自然地就抛弃了“同志”一词，而改用国际上流行的“先生”、“阁下”，互相称呼对方了。（马保奉：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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