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访谈 | 外国使节看中国 | 专家学者 | 名人名家 | 商界精英 | 人物故事 | 网上直播 | 视频中国
 浏览中国网栏目

1964年中法建交冲击波

中国网 | 时间: 2009-01-06  | 文章来源: 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双惊华:1964年中法建交冲击波

摘 要: 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对华全面敌对与遏制政策, 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同新中国交往是这一政策的关键一环。法国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完全外交关系, 不能不构成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严重冲击,并进而影响到全球冷战格局的演变。

关键词: 中法建交; 美国对台政策

1964 年 1 月, 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开创了西方主要大国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先例。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对华全面敌对与遏制政策, 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同新中国交往是这一政策的关键一环。法国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 不能不构成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严重冲击。美国决策者担心, 法国这一举动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一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潮。

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 其对华态度和政策举足轻重。法国在台湾对外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 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联合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力; 非洲有不少新独立国家原为法国的殖民地, 在独立后仍受法国影响至深, 这些国家也恰恰是台湾为保卫在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而在国际上积极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以来, 英国 (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半官方外交关系) 因其在香港的利益需中国政府照顾, 不愿太接近台湾; 联邦德国需走出战败的阴影, 大规模地进行国家的改造和重建, 在外交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法国是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欧洲国家”。[1]

早在 1955 年 11 月 11 日, 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时便指出,希望今后法国同中国建交采取完全建交方式。[2](p.155)1958 年戴高乐将军 ( Charles De Gaulle) 在法国重新执政后, 奉行独立自主政策, 决心甩开美国的控制, 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法台关系逐渐冷却。1963 年 10 月, 戴高乐以个人名义派遣前总理富尔 (Edgar Faure) 为特使访问中国, 先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1963 年 10 月 23 日, 在周恩来总理与富尔的会晤中, 双方会谈的重心也是围绕台湾问题而展开。最初富尔表示, 如果不涉及台湾问题, 法国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他强调, 对法国来说, 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 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 不愿意突然断绝关系”。[2](pp.364-367)中方则指出, 同中国建交而不与台湾断交即是事实上主张“两个中国”, 中方坚决反对。中方还表示, “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 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在随后的外交磋商过程中,为争取中法外交关系的突破, 中方作出了让步, 允许法国先宣布同中国建交, 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其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后, 法国再相应地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3](p.368)

1963 年 11 月 5 日和 12 月 6 日, 美国驻法大使波伦(Charles E. Bohlen)、国务卿腊斯克 (Dean Rusk) 在会见戴高乐时, 对中法接近表示不安。蒋介石也于 12 月 13 日致信戴高乐, 询问法国是否打算改变现有关系的形式。1964年 1 月 7 日, 法国外交部向美方通报了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1 月 14 日, 戴高乐派遣特使前往台湾并复信蒋介石,表示法国“不能长期无视北京政府的存在”。1 月 15 日,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 ( Bohlen Alphand) 拜访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 (W. Averell Harriman) , 表明法国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不会主动与台湾断交, 正式声明则将在随后几周之内发布。哈里曼则表示, 法国的决定对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造成了严重困扰”, 并“与美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4](p.1) 1 月 16 日, 美国照会法国, 抨击法国承认中国的行动“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政治利益。”1 月 17 日, 腊斯克在与阿尔芳谈话时表示,“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会增加北京的威望和吸引力, 自朝鲜战争以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能达到这种效果了”。而阿尔芳则强调,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法国的自主决定, 同时法国无需与台湾断交, 所以不需要对美国多说什么。 [4](pp.6-7);[5](p.248)

1 月 11 日, 台湾驻法国“大使馆”向法国外交部递交照会, “提出非常强烈的抗议”。[61] 月 23 日, 台湾“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法国方面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当被询及台湾是否准备与法国维持类似英国的关系, 即在法国外交人员撤离台北改驻北京后, 仍与之维持领事级外交关系时, 严家淦答道:此为一假想的问题, 本人不拟答复。”1[1] 月 24 日, 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召见法国驻台湾代办皮埃尔?萨莱德,向法国提出严重的抗议, 称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危害尤巨。”[7[]8]

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竭力阻止中法建交未果的情况下,美国转而劝阻台湾当局在中法建交后主动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64 年 1 月 15 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 ( Lyndon B.Johnson) 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 McGeorge Bundy) 进行了电话会话。邦迪告诉约翰逊:我们能够挫败戴高乐的唯一机会就是能使蒋介石按兵不动达一周之久。如果蒋介石不像以前一样——一旦别人承认北京, 他就立即与人断交——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关系,这将把责任推回给北京, 因为北京坚持不与承认台湾的国家建交。法国希望蒋介石能立即与法断交, 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极有可能做的。我们可以劝说蒋介石按兵不动达一周以上。您意下如何?”约翰逊表示同意。4[(]pp.3-4)1964 年 1 月 18 日,美国驻台 “大使”怀特 ( Adm.Jerauld Wright) 将约翰逊和腊斯克的一封信送交蒋介石,阻止台湾与法国主动断交。信中声称: “中国共产党人对法国依然保持与贵国政府的关系极为不满, 希望贵国政府能在法国承认北京政权之后首先与法国断交。毫无疑问,毛泽东打赌贵国政府会走这步棋, 这就解除了他自己的责任, 因为这样会显得他好像认可了‘两个中国’的现状。

所以, 我认为此时此刻 (台湾) 自我克制不对法国采取报复性行为是极为明智之举。你的耐心将会使毛泽东极为尴尬。这就能使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与法国建交而获得的优势被极大地削弱。”4[(]pp4.-5) 同日, 腊斯克对台湾方面表示,既然法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打赌他们的做法会惹怒中华民国政府, 并刺激中华民国政府主动与法国断交, 那么如果台湾能够安稳行事, 北京将极为尴尬。目前美国政府不鼓励中华民国政府形成完整成型的最终决议, 但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必须置中国共产党人于最大的困境之中。中华民国政府应极力避免授法国人以口实, 不应在台北出现反法示威之类活动, 否则法国可以以此为借口与中华民国断交”。4[](p8.)

美国此举的用意十分明显: 如果台湾不与法国主动断交, 而中方又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北京和台北同时设有使馆, 那么断交的责任要么落在法国人头上, 要么由中方自己承担; 而假若中方默许一段时期内法国同时与北京和台北都保持外交关系的话, 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局面将会出现。这不仅会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的道义基础, 也会为美国对华政策及对台湾问题的处置带来较大的回旋空间。然而, 台湾当局对“两个中国”的建议反应冷淡。1 月 22 日, 国民党中常委开会研究中法建交问题。次日, 严家淦向美国、日本记者表示,“两个中国”不切实际, 根本不可能。

为了说服蒋介石接受美国建议, 1964 年 1 月, 约翰逊总统派遣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部长、曾任中央情报局驻台北代表并与蒋经国私交甚笃的克莱因 (Ray Cline) 飞赴台北, 劝阻台湾不要为了“面子”而急于与法国“断交”一定要让法国和中国共产党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9[](p1.60)1 月 24 日, 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对“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蒋廷黼说: “如果中华民国拒绝与法国断交, 这将对北京方面在世界各地建立与他国的外交关系的企图构成极大的冲击。”“即便在法国- 共产党中国一局中我们仅有 50%甚至只有 33%的机会能挫败他们双方的图谋, 但创造能挫败他们的机会本身就极为重要。失败的后果极为重大, 我们必须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挫败巴黎- 北京行动。如果法国顺利地营建了与北京建交的环境, 而中华民国政府使法国- 北京的建交行动极为轻松的话, 我们就很难在其他事情上、其他国家中增强我们的声望。我们在此问题上需要中华民国政府最大力度的支持。”腊斯克进一步还表示“目前如果巴黎继续向前的话, 美台很快就会面对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继承认北京的危机。现在已经有 42 个联合国成员承认了北京但法国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如果在围堵中国的大坝中出现这一漏洞的话, 洪水必然冲垮整座大堤。”腊斯克的结论是“,任何挫败巴黎和北京的行动都不为过。”4[(]pp1.0-12)

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蒋介石最终被迫让步。在与克莱因的会谈中, 蒋经国表示, “蒋委员长能够理解美国的意见, 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在法国承认北京政权时应提出抗议, 并应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反对‘两个中国’政策, 但应在与法国断交之前静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蒋委员长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行动的时机应依法国公告的时间和内容而定。如果戴高乐宣布法国与中华民国断交, 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如果法国的公告模棱两可, 中华民国政府会考虑依照美国设计作出反应的可能性。”4[(]pp1.3-15)

1964 年 1 月 27 日, 中法建交公报正式发表。台“外交部”就中法建交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 声称, 台湾坚持反攻大陆, 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支持台湾的立场, 对法国承认中国表示遗憾。由于法国在公报中没有涉及法国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在抗议中也未涉及到是否与法国断交的问题, 台湾驻巴黎的“使馆人员”仍旧照常上班。1964 年 1 月 2日晚, 怀特大使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晤。蒋介石询问美国如何看待将来。怀特答以四步曲: “首先, 阻止法国- 共产党 ( 中国) 顺利完成他们计划中的建交事宜; 其次, 向他国施压, 勿使其效仿法国第三, 支持中华民国; 第四, 在联合国中巩固和发展对中华民国的支持。”[4(]p1.9)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不到 24 小时, 中国方面发表声明敦促法国与台湾断交。1964 年 1 月 30 日, 毛泽东在接见法国代表团时强调, 中国决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 否则双方不可能互派大使。毛泽东希望法国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10(]p5.22)2 月 3 日, 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作为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准备派遣外交代表驻节巴黎。本人郑重宣布: 除了中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 在巴黎不可能再有任何人以中国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1[1](p2.39)

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 法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晰起来。1964 年 2 月 10 日, 法国外交秘书萨拉德 ( PierreSalade) 向台湾方面口头声明, 法国将会很快与北京互换外交代表, “一旦来自北京的代表抵达巴黎, 法国将视他为中国的代表, 而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将会丧失其存在的外交理由”。4[](p2.2)至此, 美国认为由谁主动断交不再成为问题的关键, 因而“同意由中华民国承担与法国断交的责任。”[4(]p.23)2 月 11 日, 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 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下令“驻法代办”高仕铭准备返回台湾。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中法建交所引发的“政治地震”不言而喻。在中法建交后, 台湾“外交部”及驻非洲 19 国的使节纷纷与所在国的元首或外长会晤, 询问各国对台湾态度的变化。1964 年 1 月 24 日, 日本政府向外界宣布, 日本将与北京互设永久性贸易代办处, 这表明, 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正逐步摆脱美国的束缚。1964 年 2 月, 台湾与欧洲共同体“建交”的希望成为泡影 ( 在此之前, 台湾与除法国之外的欧共体五成员国都有“同意协定”) ; 2 月 22 日,原法属殖民地刚果 ( 布) 宣布与中国建交。此后, 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都透露了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欲望, 英国也在考虑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 一系列亚非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

中法建交以及随之发生的法台断交, 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 美国传统的、以孤立和遏制未特征的对华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台湾的“外交处境”日益艰难, 美国在扶植台湾方面也不再是不遗余力了。

历史教学问题 2006 年第 2 期

双惊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参考文献:

[1] 联合报, 1964- 1- 2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文选[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3] 王泰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4] Editor: Harriet Dashiell Schwa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1968 Volume XXX, China, (Washington, D.C. : United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5] 陈志奇.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M]. 台北:中华日报社, 1986(增订版).

[6] 自立晚报, 1964- 1- 15.

[7] 中央日报, 1964- 1- 25.

[8] 联合报, 1964- 1- 25.

[9] 克莱恩. 我所认识的蒋经国[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0.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11] Jerome Alan Cohen and Hungdah Chiu, People’s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相关报道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china.org.cn 电话: 86-10-88828396 (2007.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