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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帅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老帅们在报告中指出：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中美关系打破坚冰
报告定稿后，陈总又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
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早在1956年1月，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此后不久，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971年7月9日，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可惜陈总患了癌症，我到301医院看望时，他对中美关系的进展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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