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台海危机爆发后中美两国的外交较量
不久，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又面临政策和策略的选择。对美国来讲，它既要保住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中国”的手中，又不希望台海战火持续下去，以致于扩大到它无法控制而不得不卷入的地步。所以，停火是美国政策目标的第一要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通过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决议的办法，力图通过联合国的作用，避免因为沿海岛屿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这样做的好处是，若成功实现停火，则不用武力也可以维持金、马的现状，若不成功则可以指责中国好战。当时，英国和澳大利亚均指出，美国与中国直接谈判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美国没有采纳英、澳的建议。
除了尽量避免与中国直接接触从而造成美国承认中国的印象的考虑以外，当时许多美国决策者在心理上也排斥与中国进行谈判，这也是美国政府不愿与中国谈判停火问题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美国当时首选的策略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台海危机，而这一策略的限度是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接触。
由此可见，美国虽然怕卷入战争，但是，中国炮轰金门、马祖的行动并没有使它坐下来与中国谈判缓和台海危机。它按照其在日内瓦会议后订立的强硬政策，仍然拒绝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但是，11月23日，中国宣布以间谍罪判处11名美国空军人员和两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4至20年不等的徒刑。这使美国政府内部刚刚平息下来的策略讨论又起波澜。经过一番争论，美国最后还是认为由联合国出面处理这个问题是最佳的方案。它让参加朝鲜战争的16个国家联名向联合国提出要求中国释放战俘的提案，然后委托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与中国交涉这个问题。这样，美国又避开了与中国直接谈判的方式。
1955年1月初，哈马舍尔德在北京进行斡旋。周恩来告诉哈，在判处犯罪的美国人员时，中国根据事实和本人服罪的情况，一般地从宽处理。判刑以后，如果犯人的行为良好，可以考虑减刑或者提前释放。周恩来还说，“对美国间谍案，是我们自日内瓦会议以后，对66名美侨作一系列的处理时判处的，并不是孤立地处理的。”他重申，中国并没有改变日内瓦会议时期的精神。“从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故意制造是非，制造紧张。” 从周恩来处，哈马舍尔德并没有得到中国释放美国人的承诺。不过，他认为他的北京之行也不能说是无功而返，毕竟，他得到了中国愿意解决间谍问题的表示。 他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国务卿杜勒斯通报了这个情况。
美国对哈马舍尔德的调停结果并不满意。但是，在得到哈马舍尔德的通报前，美国对他的北京之行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因为这样可以使美国平稳地度过中国宣判美国人徒刑一事的决策危险期，而仍然保持不与中国直接谈判的立场。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在不断地平息国内要求报复中国的情绪，希望在美国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可以“救出”被囚的美国人。哈马舍尔德带回的信息使美国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渠道迫使中国放回美国人的办法，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哈马舍尔德虽然强调与周恩来会谈的积极成果，但是，对美国来讲，没有得到中方关于释放美国人的承诺就等于失败。特别是，哈马舍尔德认为，中国邀请在押人员的家属前往大陆探监是一个好的信号，而美国政府当时却并不愿意家属探监。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与哈马舍尔德发生了矛盾。这样，美国不得不逐渐放弃用联合国施加影响的办法，转而通过直接采取行动，促使中国放人。
但是，就在哈马舍尔德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台海地区的局势又趋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1月18日攻占了一江山岛。这个事件的发生使美国不得不暂时放下在华被押人员问题，集中力量对付台海危机的加深。停火再次成为美国决策者的紧迫任务。
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大陆夺取所有的沿海岛屿，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1月19日在工作午餐上紧急磋商，决定三个方针：一是劝台湾当局放弃大陈，并撤离除金门以外的沿海岛屿，二是美国提供海空掩护以利于有秩序的撤退，三是美国应表明协助国民党保卫金门的决心。 同时，他们还决定要在联大上讨论台海地区的停火问题。 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予他在台湾海峡地区动用美国武装力量的权力。这个被称为“福摩萨决议案”的动议很快在26日和28日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 29日就由艾森豪威尔签署生效。与此同时，1月28日，美国支持下的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周恩来在1月24日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宣称中国绝不接受新西兰的停火提案。 而后，中国没有出席联大的停火提案的讨论，使美国通过联合国向中国施压的办法失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