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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这两年比前十年发生了巨变

发布时间: 2015-03-03 18:16:23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王瑞芳  |  责任编辑: 王瑞芳

上谏成立中央深改组被采纳,认为2020年是经济转型最后的窗口期。

迟福林: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土地变财产,三分之一农民会变成中产阶级

记者:有人否定过去的改革,一种观点是当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中国现在贫富差距明显拉大了?

迟福林: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说是比较突出的,为什么会突出?第一,中国的发展,如果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不先富起来,有没有中国人今天这个发展的格局?第二,今天的贫富差距和过去比,是在拉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拉大;第三,我们推进改革的同时,在利益关系的调整,收入分配的改革上,应该说是有欠缺,力度是不够的,需要反思。

记者:你曾提出来中国应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藏富于民,如何做到?

迟福林:现在为什么强调收入再分配,为什么强调不断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强调要解决好就业,全社会创新?都是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上的一些重要的举措。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在哪里,我的意见是以扩中为重点,然后一部分低收入者,通过他的辛勤劳动和教育结构的改变,进入中产阶层。

此外通过改革,比如说真正把土地变成农村的财产权,我相信农民有三分之一可能就会进入中产阶层,农民在土地收益当中会明显的提高,我们在这方面很不够。过去土地低价从农民手里收上来,农民获益很小,占的比重太小。

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是物权化而不是债权化,这个事情我们呼吁了将近二十年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如何物权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受《物权法》保护,允许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民有权力决定自己土地的使用方法。所以我这两年在“两会”当中不断地呼吁,要尽快修改《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法》,有关方面也给我回复:正在研究、讨论。

总体上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担心很多,改革的步子不大。现在中央提出来了,我又燃起了对这些改革的一些新的希望,希望在这些方面首先要相信农民,有人说农民拿到土地,一下子就卖了,喝酒去了。(土地)真正变成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做财产,他能这么随便处理吗?农民是最珍惜自己财产的了,要相信农民。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程度全球第二

记者:要实现藏富于民,对企业、家庭减税和改变不合理税制的呼声很高,你怎么看?

迟福林:今天这些改革很多都是结构性的,像税收,到今天消费者结构升级,我们应该实现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但现在你看我们服务业增值税、营业税加大了很多;第二我们现在发展服务业要靠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税收结构也不合理。减少中小企业各种税负还是远远不够的,对10万、5万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减负我认为不够,还可以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在减税上还有空间。

有研究表明,后发达国家宏观税负一般应在18%—25%,而我国实际宏观税费负担(按全部口径)已经超过35%,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程度全球第二,仅排在法国之后。即使是到2020年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国家相比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仍然比较低,减税仍有条件实现。个人所得税方面,应加强对工薪收入以外的劳务报酬所得、股息、红利等所得项目的征管;简化所得税税率,减少工薪所得税税率级次,考虑不同地区、 不同家庭的物价水平、家庭结构、赡养负担,扩大折扣范围。

放权同时要分权

记者:现在改革阻力大,有些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基层的改革动力如何调动?

迟福林:改革难度比较大,下面很多人就会等,观望;现在很多干部的状态,你叫我干我就干,没有那种闯劲了,不敢去突破,突破怕犯错误,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我们的改革虽然要在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但是某些方面还属于探索,应该鼓励探索,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但是不等于不允许改革做试点,不等于改革不允许大胆探索,所以要把这两个融合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很多制度还不完善,而且有些制度本身就不合理,需要调整,这些调整靠什么?要靠在探索、试点探索的过程中提出来,才能得以突破。

记者:八十年代的改革有个特点,是通过政府放权,搞活民营经济,这对当今的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迟福林:今天同样需要放权。放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政府一定要走向负面清单管理,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我认为一两年内,从中央到省一级,全面实现负面清单的条件会具备;三五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负面清单的条件也具备了。有了负面清单,然后政府才有权力清单,才有责任清单,然后再加上公共支出清单,这四个清单结合起来,使得放权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放权的同时要分权,不能够把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都合在一个部门。我老拿发改委做例子,你又管审批,然后又搞决策,你既管项目审批又管市场监管,怎么能管好呢?发改委是全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决策的一个重要部门,如何强化它的这种中长期规划、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而把一些审批项目、监管的项目逐步分离起来,这样才能够使发改委在宏观经济的运行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加快发展各类中小银行

记者:未来的五年,你认为是经济转型的“窗口期”。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上,你认为哪些可能会比较难,哪些比较乐观?

迟福林:我一个判断很多人不大赞成,如果中国从工业主导转型到服务业主导,我认为2020年就是最后的窗口期。我们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如果不向消费驱动转型,工业主导不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我们经济就会陷入很被动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前是经济转型最后的窗口期。

很多改革我想大势所趋。难在哪里呢?结构性的改革。我们要搞一个转型,财税体制不改行吗?金融不改行吗?教育结构不改行吗?这些难度很大,比如说财税改革,能不能够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服务业企业发展的财政税收结构,需要做出大的调整;再比如金融,我们现在以大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不适合服务业的发展,更不适合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加快发展各类中小银行,并且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教育结构,一方面我们劳动力每年两到三百万在减少,一方面每年五六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教育结构不合理。

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适合我们转型升级的职业教育,同时改变高等教育结构;与此同时要加快普及高等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像广东、江苏、浙江,应该鼓励地方先行进行高中义务教育,而且我认为现在条件比较成熟,要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这样我们未来的劳动力才和我们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相结合,这些结构性改革看法不一样,涉及到行业利益、部门利益。这个改革比较难,所以在这次全国政协我也会有一个书面的发言,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中国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力

记者:你曾经反复提到要警惕中等收入陷井,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

迟福林:我们现在人均GDP7000美元左右,看到这个同时要看到什么?第一,我们GDP发展面临的矛盾相当突出,全面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和地方债,这个矛盾处理不好,随时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经济风险,甚至大的风险,经济风险如果控制不好,那么我们保持经济6%到7%的增长是很难的;此外贫富差距比较大,城市农村的差距比较大,应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我们面对的矛盾、困难、挑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些方面是比较严峻的,这个一定要有个冷静的分析,不能够盲目乐观。

但与此同时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第一就是中国有内需大市场,中国的扩大内需的潜力,市场的潜力大得很。拿一个健康服务业来说,现在大家需求多大呀,未来搞得好,有可能超过医疗产业。我们内需的潜力增大,而且这个内需是可以支撑中国未来五到十年6到7个点的增长。

第二,城镇化应该是一个未来五到十年快速发展的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应是一个大趋势,所以这个趋势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把握、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自己问题的出现,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牢牢把握这样一个大趋势。

第三,现在中央在强调转型改革,比前些年力度大很多,我相信转型改革,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全面的深化改革会有重大的历史性突破。我想2017年十九大以前,我们的改革在多方面会有推进,十九大以后改革会在纵深推进,所以我们会解决我们很多发展中跨越中等收入陷井过程当中一些深刻的矛盾问题,比如刚才说的贫富差距问题,比如说城乡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问题,所以综合起来我认为,中国有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井,但是不能盲目乐观。

服务业市场要开放

记者:最近中改院出了《转型抉择》这本新书,里面提到2020年是我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最后“窗口期”,为什么(服务业)这么重要?

迟福林:2020年是个坎儿,我们面临的有趋势更有挑战,能不能把握趋势、迎接挑战,不仅决定于当前能不能缓解、化解短期经济矛盾、经济风险,而且对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未来转型升级的趋势在哪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服务业明显滞后,就和同类国家相比,我们也差十来个百分点。现实中也经常有人跟我们提问,说你搞服务业大国,不要工业了?中国不发展制造业怎么能行呢?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从工业制造大国走向工业创造大国的需要。为什么?工业生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但我们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只有15%,而在美国、德国,信息、设计、研发、物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已经高达70%以上,这才有了高端制造业的发达。

所以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牵动影响中国的整个发展全局。而伴随着这个转型靠什么?服务业市场要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比工业的还更复杂,涉及到我们的财政结构、税收结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要突破,要结构性改革,而这些结构性的改革又和政府的改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公众印象中服务业的垄断似乎没那么严重,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怎么理解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迟福林:资源性行业的垄断比较明显易见,但服务业的垄断还是相当相当严重。比如说教育医疗,在坚持国有主导的同时,市场放开很有限。再比如和工业发展比较,(服务业)在很多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都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拿土地政策来说,商贸用地比一般的工业用地价格要高几倍,是不是?税收同样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服务业要发展,首要的是市场要开放,在市场开放前提下,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来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

公共资源在大中小城市配置需要均等化

记者:最近公布的公安机关改革方案,要求取消暂住证,以后全部都用居住证。但现在很多农民工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天津,但这些大城市现在面临了很大的困境,北京也提出要疏散首都功能,即使实行居住证政策,入户也会更加困难。怎么看待这个矛盾,资源越聚集的大城市,反而是越排斥大规模接纳人口?

迟福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有三个方面的事情需要解决。第一个是最首要的,就是我们在制度上必须实现统一的城乡居住制度,如果我们还实行二元的城乡户籍制,这个跟我们的公平发展不相适应,跟我们的城镇化大趋势也不相适应。

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要聚集到大城市,聚集到北上广,使得这些城市不堪重负,特别是给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比如我到苏州去就讲了,如果(农民工)都留下来,我们再建100个小学也不够。珠三角现在两千多万农民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就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未来在颁发居住证的同时,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衡化。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中小城市?他的生活成本比较低,但是大家也不愿意去,就是我们大量的优良的公共资源,教育、医院,各种各样的公共文化设施都集中到大城市。所以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不仅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而且实现大中小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大致相当,这样很多人就愿意到中小城市去,我在那里生活成本比较低,我也可以享受到,孩子可以上个学校大体还是不错的,公共资源在大中小城市配置的均等化,使整个人口逐步的形成合理转移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为什么北京中关村的房子能卖到10万一平米呢?就是中关村地区集聚了最好的公共资源,买的不是房子买的是公共资源,这是一方面。

记者:怎么化解北京等地的大城市病,分流外来人口到周边中小城市呢?

迟福林:目前,我们出现了大城市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两亿多外出农民工在县级城市居住就业的只有20%左右,在小城镇就业的不到10%。

大城市承担了很多自己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的首都,可是过去它也搞工业、搞大项目。要分解这种大城市的功能,部分可以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它应该向中小城市转移,只发展大城市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使得就业人员能在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

我想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最重要的不是规模城镇化,到2020年我们的规模城镇化率能从现在的53.7%到60%,这个难度不大,核心的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都集中到大城市是很难的,所以一定要用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利用加快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分解大城市的一些可以分解到中小城市的一些功能,我们才能够实现人口城镇化,(实现)人口的合理布局。

(访谈|海鹏飞 编辑|张鹭)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王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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