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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简介
    今天做客中国访谈的三位嘉宾身份不同、国籍不同,但是多年以来,他们致力于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怎样让世界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一边是西方学者,他们用精辟的文字阐述自己对中国多年来发展变化的思索;一边是中国的政府高官,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铿锵有力地发出中国的声音。
    当东西两种观点相遇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碰撞与火花?纠正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是指日可待还是长路漫漫?这三位嘉宾就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
嘉宾简介
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曾在2009年3月担任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被外界誉为“中国形象大使”……>>>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出任过肯尼迪时期的教育部长助理和约翰逊时期的特别助理。以《大趋势》一书独步全球趋势大师首席。其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也是其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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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网,这里是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做客中国访谈的三位嘉宾身份不同、国籍不同,但是多年以来,他们致力于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怎样让世界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一边是西方学者,他们用精辟的文字阐述自己对中国多年来发展变化的思索;一边是中国的政府高官,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铿锵有力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当东西两种观点相遇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碰撞与火花?纠正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是指日可待还是长路漫漫?一起来关注本期的中国访谈。首先为您介绍做客本期访谈的嘉宾:远道而来的客人——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谢谢。

中国网:欢迎光临。接下来另外一位嘉宾是重量级的嘉宾——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部长您好,欢迎您。

赵启正:谢谢。

较少有人像奈斯比特夫妇这样用心地观察和研究中国

中国网:刚才部长告诉我,说他和奈斯比特先生已经认识了十年,今天在这个场合见面,首先要互赠一下礼物。什么样的礼物?我们很期待。是两本书。这是赵部长的新书——《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大趋势》的德文版,是奈斯比特夫妇的著作。节目开始我们就从这两本书谈起。首先问部长,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想要互赠自己的著作呢?

赵启正:奈斯比特先生到中国来差不多100次了,三四十年以来很细致地观察中国、研究中国。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舞台重要角色的时候,世界上对中国的评论很多,有很多矛盾、很多冲突,但其中较少的人能够像奈斯比特先生这样用心地观察和研究中国,他的夫人也参加了研究中国的小队伍。所以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换意见,这也是我们这次在北京开展“对话”的一个原因,这几天的对话进行得很好,已经搭起了将要结集的《对话:中国模式》一书的框架,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听听他们对中国的观点,这里包括赞扬,更希望听到批评。这是我的想法。

中国网:奈斯比特夫妇为什么选择在节目的一开始把这本书作为一个见面礼送给赵部长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认识赵部长已经超过十年了,在十年前的一次场合上,我们知道赵部长用德文来发言,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这次在一开始就把德文版的《中国大趋势》赠送给赵部长。

中国网:刚才部长说他认识奈斯比特先生已经有10年了,他一直很乐于和奈斯比特先生进行对话和交流。我知道三位嘉宾在这场访谈之前已经进行了几场交流和对话,想听听赵部长的感受和体会。

赵启正:他们两位对中国的观察的确是很深刻的,提出的观感准确,提出的意见也很诚恳。我觉得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还应该继续下去。

跨国的交流,不仅需要跨文化的知识,更需要对文化的理解

中国网:今天我们就接着部长的话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首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三位嘉宾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约翰•奈斯比特: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刚刚出版了这本书——《中国大趋势》,这本书实际上是想让世界,特别是让西方人来了解中国。中国与西方十分的不同,西方人也致力于用他们自己的思维和眼睛来观察中国,这本书是想从中国的角度来告诉西方,中国是怎么样的。这10年来我没有住在我的故乡美国,而是住在欧洲和中国的很多地方,我致力于让世界来了解中国。

中国网:我想把同样的问题提给赵部长,您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赵启正:特别是跨国家的人的交流,这不仅是跨语言,而且是跨文化了。即使是你的外语很好,或者有外语很好的翻译帮助你,不见得能够得到充分的交流,因为文化差异有的时候使我们大家不能理解对方真正的意思。

我觉得要克服这个障碍,要有一点比较文化的研究,能够知道同一种词汇在两个国家有的时候意义是不同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比较学家韦伯尔说的,他说:“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一,那么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两位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全知道,因此我们的对话比较容易,不仅能够跨过语言,而且能够跨过文化,所以交流是充分的。因此跨国的交流是不容易的,只有用心的人才能把不容易变成容易。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要说的是光有跨文化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对这个文化的理解,对它的重要性的认知。我们来到中国就是想了解,要认识中国,用我们之前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认知来进行一种更新或提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个困境,就是在你还不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如何去描述这个国家,我们来到中国就是想知道这个答案,然后更好地来描述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

我非常感谢的是,在10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见到了赵部长,赵部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品格和表现让我认识到一个与西方人传统意识当中的中国高官截然不同的人,所以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中国官员的印象有了非常好的提升。

赵启正:多丽丝说得很对,只有跨文化的知识不够,还要有一个成熟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是对这些现象有一个综合的分析,然后提出见解,并推断明天的情况。而奈斯比特夫妇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功夫。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出版了《大趋势》,以后出版了《亚洲大趋势》。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在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因此大家觉得他们这样分析的本领是重要的。

所以面对同样的事实,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其中正确的是少数,不正确的是多数。而作为读者,要选择有权威性的作品去读,这样可以有好的收获。所以奈斯比特的几本书我都愿意读,因为我觉得他们说的道理深刻,并且有远见。

约翰•奈斯比特:谢谢您的赞美。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一个全新的中国,西方有一些评论家和作家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并且来评论中国,他们没有从中国本身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自己的成就。中国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结构都是全新的,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的方式进行着发展,而且在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我们现在出版这本书就是要给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展示出来以后就要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因为正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和素材。

中国有中国的模式,西方有西方的模式,两种模式都是好的

中国网:刚才我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我总结三位的话,好像在这一点上是达成了共识,它是很有难度的,所以三位从自己不同的角度来为世界客观认识中国做一些努力。我接下来非常想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非常大,所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是有偏差的?

赵启正:由于中国像一辆飞驰的列车,如果你站在原地观察,一瞬间就过去了,你说对这辆列车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二位到中国,一年十次二十次地来,奈斯比特先生来了100次,他们跟列车跑得一样快,因此能够观察中国。他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也就是说,他们上了这个列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观察,这个火车有什么特别的设计,用什么样的引擎,用什么样的自动控制,驾驶员是不是开得很好,乘客有什么感想,因此他们的评价是跟着列车前进的评价,因此它容易准确。那些在原地看着火车过去并随便评价的人,相比较之下就相形见绌了。

中国网:是不是因为有许多人没有像奈斯比特夫妇这样,在中国这辆高速飞驰的列车上去观察,所以造成了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偏差?

赵启正:这是原因之一。

多丽丝•奈斯比特:刚才赵部长说的话我也很认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这么一个比喻:有一个司机在高速路上开一辆车,他听着收音机,收音机里面的广播是在说,现在高速上有一辆车和所有的车是对着开的。他听到这个话之后觉得不对啊,他觉得有很多车都是反着开的。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像这辆车一样,这样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信息。

中国网:刚才部长说这是第一点,有很多人没有在高速列车上,在下面观望,所以造成了世界对中国认知的偏差。请部长接下来对这个原因为我们分析一下。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刚才举的逆向行驶的车辆的例子,是说明在西方人的眼中,他们只有一种价值标准,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应当和西方统一的,如果你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引擎、不同的构造,你的车就是一辆不正常的车。我们所说的是,中国有中国的模式,西方有西方的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好的,都是适应各自人民和文化社会发展的。

赵启正:我很赞成多丽丝•奈斯比特的比喻,她的第一个比喻是说,很多车向一个方向开,而他们夫妇驾驶的车是向另一个方向开的,但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是看谁正确。因此,虽然他们的车只有一辆,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们评价中国的方法是客观的。

任何一个评论家不能用自己国家的标准来要求对方,如果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要允许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文化色彩。我完全同意多丽丝的评论,所以说,除了观察中国粗糙引起误会之外,就是固有的自己的价值观是唯一的,不承认别人的价值观,这种观察方法也导致了错误。而这种错误很多人不能自觉地克服,而他们两位能够在中国用中国的角度来看看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合理,因此他们的结论就是世界上应该是多种模式,而不是一种模式。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书最有价值的看点。

约翰•奈斯比特:我同意我妻子的观点,就是说有两种发展模式,西方的和中国的。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更好的,中国是一个跑得更快、性能更好的车。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这辆车可能是很复杂的,或者是不符合他们驾驶观念的车,他们在面对这辆车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头晕目眩,但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我建议你们应该获取新的发展模式。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在建造火车的时候要看看中国,要学习中国建造火车的方式,要坐上中国的这辆车,就像您说的,仔细观察一番。

一些西方人看不惯中国如此的成功

中国网:刚才奈斯比特夫妇提到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有偏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价值标准的不同。我想接着追问一下,在三位看来,觉得哪一些模式,哪一些东西在全球是有普适性的,是有统一标准的,有哪些是没有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刚才我说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地缘政治能量的转移,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中国正在成为东方世界的领导者,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价值观,这个并不重要。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理解自由。自由社会对中国人是怎样看的,中国人是怎样理解自由社会,以及中国人是怎么样理解人权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不太同意我太太说的,我要做一个补充。之所以人们这么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对基本的人权的看法,主要是因为西方人看不惯中国如此的成功,经济发展得这么好,所以他们关注的程度才会这么高。

赵启正:我可以把他们夫妇的观点统一一下。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确实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价值观是强调个人的财富至上,你有了财富,有了社会地位,你也有了自由,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和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的价值观就体现在,我们个人一定要在国家或集体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个人才有自由。

“国家”这个词不完全等于英文的“country”,而是英文的country加上home“国—家”,就是我们对国家的概念的确是国是一个“大家”,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小家”,因此中国人是比较注意集体利益优先的,在集体的利益获得之后,才有个人的利益和自由。这是不同的价值观。

至于先生说的话,他说有的西方人有一种嫉妒,觉得中国人跑得这么快,不能容忍,这也是事实。所以我把他们两个的观点统一一下,这是求同存异,我是这样解决他们夫妻的矛盾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说得很和谐。

中国人和西方人所认识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中国网:刚才三位嘉宾对我们讲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的偏差是客观存在的,也为我们讲了林林总总的原因。现在我想请三位分别为我们谈一下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的偏差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很惊讶我们这么快就把偏见的问题解释清楚了,我想再解释一下西方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比如说自由这个问题,中国人所认识的自由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西方人非常喜欢自由地发表自己关于政治的意见,他们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渴望一种和谐,他们渴望的是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中可能会有一些思想的冲突,他们认为这种冲突,甚至是一种混乱的状况才可能带来一种创造力。而中国的自由像孔夫子所说的,有规矩才成方圆。中国人习惯于在一个框架内享受一种自由,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达到一种安全感,而这种有序的自由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

赵启正:这和中国的历史有关系,中国几千年来是封建社会,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改朝换代当中,有很多战争和封建压迫,所以人们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认为在和谐的环境下才容易产生思想的自由。如果在战乱中,或者是极端贫困中,就没有产生思想的环境了。中国追求的是一种在和谐下的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所以这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区别。

赵启正:在1840年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一直是在动乱、战争和列强的侵占下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自由,人们感到的是压迫,人们极其渴望有一个好的、和谐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才能追求我们自由的思想,这里包括政治思想、学术思想。

国际上的中国观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荒唐的

中国网:部长,您经常代表中国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那么对于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偏差的例子和感受应该特别深。刚才多丽丝•奈斯比特夫人谈到了她的观点,您也与她过招回答了,接下来谈谈您的观点、您的例子。

赵启正:国外舆论对中国的评论,或者说国际上的中国观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是荒唐的,有些是合理的。比较荒唐的就是中国发展了,必然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必然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利,这是一种“威胁论”。还有一种是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前途,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们最终是坚持不下去的,说中国会衰败,会垮台,这又是一种极端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些观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就是中国强大了,它的经济发展了,它的国际贸易增加了,因此给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中国的出口量在上个月已经超过了德国,达到世界第二位,这些贸易都是双方的,因此给其他国家出口的机会也多了。所以这被称作“中国的列车”,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利益,也可以简单说是“中国机会论”。

当然,在这当中也有人说,中国逐渐强大了,是不是国际责任承担得更多了?我们的回答是“是”。比如说联合国所组织的维和部队,中国所派出的人员是最多的,对于当地维持秩序、救助灾难、帮助人民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多丽丝•奈斯比特:这要和中国的人口相匹配。

约翰•奈斯比特:在某些地区,中国维和部队的人数是最多的,但不是说全球的。

赵启正:在这些很不一致的评论当中,我们要对那些正确的评论认真听取和从中吸收对我们有益的营养。

国际上对中国产生偏见,跟媒体报道有一定关系

约翰•奈斯比特:我想评论之前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您刚才提到中国历史的问题。在西方来说,西方人其实很注重稳定,而中国人注重的是变革,中国人希望在变革中寻求稳定。而在西方,在稳定当中如果有不稳定发生,他们希望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西方人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本来是稳定的,所以他们才在稳定中寻求变化。而变化一旦发生,他们希望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变化。

多丽丝•奈斯比特:谈到偏见,西方人说这不是对中国的偏见,但是中国人说这就是偏见。其实中国确实有很多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我觉得这和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西方有一个人买到了不合格的中国产品,他就会把这个事情放大,说中国生产的都是不合格的东西,我们不要买中国产的东西。其实在西方也有,当一个产品他们买得不好的时候,被报道出来以后,同样会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这和报道是有一定关系的。

赵启正: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到过外国,大多数外国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如何了解对方?一个是报纸,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电影。而做报纸、电视和电影的人,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有全面表达,或者是准确表达本国或者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就使外国人通过西方媒体来认识中国,自然就被报纸的编辑和电影的导演牵着鼻子走。

最好是能直接观察对方,而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这种可能到外国去研究,更不会像奈斯比特夫妇经常到中国来。我们就希望媒体在报道对方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事实正确,可以依靠自己的观点去报道,但事实正确,读者就可以根据事实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和报纸、电视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如果事实报道得不准确,当然就误导读者了,这就是当前国际舆论界和国际传媒界的一个偏差,就是有的时候事实不够准确。

多丽丝•奈斯比特:您的话让我想起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石头,你可以用它来建一面墙,也可以修一座桥。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用石头在人们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事实上可能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有可能是在造墙。

赵启正:我觉得你要有信心,因为奈斯比特前面的几本书很成功,这本书造成的桥我相信会有几十万人走过去,因为一本书的读者可能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也就是说要有接近100万人走过这座桥,请你要有信心,中国读者会上你的桥。您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中国模式》充满更大的信心吗?我相信我们探讨的问题会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座沟通之桥。

网络在全球通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刚才部长提到,其实媒体在世界认知中国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想接着部长的回答往下问,三位怎样看待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世界认知中国的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约翰•奈斯比特:我想说的是,网络在全球通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的信息对传统媒体带来了一种压力,是让传统媒体更加有责任地报道事实。我认为电视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器,无论是在报道中国,还是报道马来西亚,还是报道德克萨斯,发生事情的时候它都会将它放大。比如我们刚刚经历的迈克尔的葬礼,它都把它放大了,这种放大同时也是一种对事实的扭曲。

多丽丝•奈斯比特:互联网上的交流不是一个单行道,它是互动的,中国一方面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大门,另一方面却展示了它在关闭某些渠道。中国可以通过网络更好地理解西方,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展开了很多信息的渠道。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却发现,他们正在把中国人和外面的信息沟通隔绝开来。比如说facebook,我今天就没有登录上,我们觉得既然中国政府要向世界敞开它的大门,为什么不能让普通的网民在网上有更多的自由,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在网上浏览更多的,甚至是一些评论,或者是批评的信息。

中国网:接下来想听听部长的发言。

赵启正:由于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的时代,就有一个新的英文名词出现了,就是“inforsphere”,字典上是没有的,它的意思就是“信息空气”或“信息环境”。“信息空气”中有的时候有一些有害成份,人们吸收了以后会引起一些问题,因此互联网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有的时候有一些对社会起着紊乱作用,如一些假的信息,或者是恶意的信息。对此,我们抱有一定的警惕性。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了,充满“信息空气”,空气有污染的时候有不健康的成分,那么就要对空气有一些过滤。

约翰•奈斯比特: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听说过“inforsphere”这个词,其实中国现在经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信息是不是有害,到底由谁来决定,是由人们自己来决定,由消费者来决定,还是由政府来决定。在中国的情况是,这种信息的审核是由政府来决定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赵启正:据我所知,在中国对于网络的管理,主要是靠各网站的自我约束。可以这样说,明确反对中国宪法的内容我们是不欢迎的。

约翰•奈斯比特:是不是政府决定这个事情,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应该可以这么说,是政府在决定某些信息。

赵启正:政府是给一个原则,专门以反对中国为主题,这的确也是我们不欢迎的。

中国网:刚才部长回答了奈斯比特夫妇的提问和质疑,接下来我想听听部长,您对于网络在世界认知中国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谈谈您的看法。

赵启正:中国现在有3亿多网民,他们中间很少人有能力阅读英文、德文、日文的网站,他们都是阅读中文网,而中文网也报道外国的消息。而外国的网民多数人不能阅读中文的网络,所以说通过网络互相了解,只能寄托于中国的外文网,如你们中国网。所以说中国网的责任很大,应该很准确地报道中国的事情,让奈斯比特夫妇在维也纳用你们的网跟着中国的火车奔跑,这是拜托你们的事情。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网站上放上中国网的链接,这样访问我们网站的人就会连到中国网来。

开展公共外交有助于互相了解

中国网:我们林林总总地谈了这么多,我想回到最后的问题上来,就是奈斯比特夫妇观察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对于减少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偏差有什么好的建议,谈谈您的看法,然后再请赵部长为我们的访谈做一个总结,谈谈您的看法。

约翰•奈斯比特: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回到访谈的开始,开放和透明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赵部长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我觉得目前可行的战略或者办法就是如何能够更多地找到像赵部长这样的人,能够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

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政府的偏见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就是有一些记者和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中国原来是这么一个样子,他们感到很震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向世界说明中国。

多丽丝•奈斯比特:就目前我们所研究和发现的,其实在企业界,中西方交流做得要比通过媒体的渠道好得多,媒体在很多问题上都给中国的形象进行了夸大或染色,但是企业家们所做的则是他们真正想知道的真实的中国。而且我们了解,现在中西方的企业家们也正在达成一种原动力,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

约翰•奈斯比特:我提出的一个很好的战略,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让更多的外国企业人士来了解中国,通过他们再影响媒体,而不应该从媒体开始,因为媒体带着很多偏见的态度。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赵启正: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当然我们也需要找到更多的奈斯比特先生,这很困难。如果寻找像奈斯比特夫妇这样都对中国有研究的人就更难找了。你们说的多通过企业家来加强沟通,这点我赞成,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

不过我想把这个意见再扩大一点,就是要开展公共外交,也就是说,政府外交之外的民间人士的互相交往,有助于互相了解,而这种民间外交一般说来是通过记者、作家、企业家,甚至于宗教领袖之间的交往,而谈论的内容是讨论本国和对方的政策、国情、进展和回答对方不解之处。像我们今天的交往就是一种公共外交的案例,这样就使包括企业家在内,有更多的人参加,这样的了解会比通过媒体的了解减少很多的失真。

有责任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网: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书,如果把书比作石头,它可以垒成墙,但是它更可以成为桥。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奈斯比特夫妇这几天和赵部长的对话很快就有成果了,就是即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请部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赵启正:新世界出版社的效率很高,我们的对话还没有完,但《对话:中国模式》一书的封面已经设计出来了。这是中文版的,我相信英文版也要出版。当然,多丽丝是精通德文的,所以一定会有德文版,我是这样期望的,不知道多丽丝是不是愿意出。

中国网:我想问一下多丽丝•奈斯比特夫人,对这本即将出版的《对话:中国模式》一书,它的设计和整个内容有什么样的评价和看法?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的回答很简单,我非常喜欢它。

中国网: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对话:中国模式》的出版。最后想请奈斯比特夫妇和赵部长分别对中国网的网友说几句话。

赵启正:我希望中国的网友在今天在网上认识了奈斯比特夫妇,这是一对很奇特的夫妇,他们不但感情很深厚,而且有共同研究中国的兴趣,并对中国产生了友好的感情。他们的书是值得一读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今天的谈话是我中国之旅的一部分,在很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出版商找到我,想我让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将开启你生命当中新的一章,而这一章就是中国。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一章节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很精彩的,中国发生的故事也相当的精彩。中国的故事是整个时代的故事,而我们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故事中来,没有比这个更精彩和更好的了。

多丽丝•奈斯比特:开始我对于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们一直都是夫唱妇随的,所以我对中国也了解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一本西方的学术著作是讲中国的,我觉得我爱中国,也爱她的人民,我觉得有责任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所以我决定开始写这本书。随着我不断写书,越写我越发现,本来一开始写的时候并不是想单纯地表扬中国,而是想向西方的读者来介绍中国的现状,并且来看中国将怎样发展,但是我越写越发现这是一个鸿篇巨著,这是一个非常壮丽的画卷,我越来越兴奋。

中国网:谢谢三位嘉宾今天在中国访谈精彩的对话,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能像奈斯比特夫妇一样到中国这辆高速奔驰的列车上走一走、看一看。最后想借赵部长在节目当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访谈的结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虽然是很难的,但是只要用心就会变得容易”。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很荣幸能够与赵部长一起向世界介绍中国,这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

中国网: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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