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希金散步
刘文飞
 



  1975年,一本在伦敦出版的关于普希金的书引起了轩然大波,俄国侨民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本书亵渎了他们的文化之神普希金。另一些人,其中包括西方的斯拉夫学者,却认为这是一本新颖、独特的书。这本书,就是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

  在《与普希金散步》的一开头,作者就尖锐地写道:"尽管对普希金有着近乎崇拜的爱戴,我们仍有些难以说清,他的天才究竟何在,俄罗斯文学的桂冠为何就非他莫属。"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普希金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легкость,这个俄文单词译成中文,意为"轻松",可它同时还具有"轻盈"、"轻率"、"轻浮"、"轻佻"等多种含义,而西尼亚夫斯基似乎正是同时利用此词的这些多重含义来指称普希金的。作者谈到了普希金创作上的"轻松",也谈到了普希金在与女性交往时的"轻浮"。"自然,这种轻浮是离不开女人的。或许,在风格的形成中,在诗的纠缠中,女性在普希金这里所起的作用,比在任何人那里都要大。……年轻诗人的寻花问柳成了职业。女人仿佛就是他的事业。"西尼亚夫斯基在普希金身上发现的第二个典型特征,就是迷信和宿命。据说,普希金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非常相信各种征兆。在他结婚的时候,他手中的蜡烛曾熄灭,当时普希金吓得脸色苍白,并预感到自己的婚姻将不幸;有人给他算过命,说他将死在一个白头人的手下,从此他就尽量躲避淡色头发的人(可杀死普希金的丹特斯就是一头金发)。西尼亚夫斯基写道:"'我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普希金永恒的副歌。"

  接着,西尼亚夫斯基谈到了普希金的诗人身份问题。他认为,首先,普希金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普希金之前的诗人,除了"诗人"的头衔之外还得另有个名分,另有个职业,诗人的身份还不是自在的,而普希金却使写诗成了正当的职业。"这是一种对社会的呼吁---为了诗歌而拒绝职业,拒绝事务。"其次,纯粹的写作,使普希金成为一个自由的诗人,诗歌成为普希金用来超越现实的一种方式,他通过诗歌达到了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一切。普希金推崇彼得大帝,实际上他是从彼得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鼓舞,他希望做另一个领域中的强力帝王。最后,普希金是纯粹的,自由的,与此同时,他又是功利的,职业的。因为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普希金之写作还有更具体的目的。普希金本人在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发表作品是为了钱,而绝不是为了博异性一笑。"

  西尼亚夫斯基对普希金作出的评论,其基础是他本人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西尼亚夫斯基曾自称,他的艺术观是由傻子、小偷和丑角这三种人物合成的:傻子意味着一种不合潮流、独守自我的精神存在方式;小偷代表一种委婉的叛逆精神,机智的抗议方式;而丑角的任务,就是去讽刺去嘲笑,去揶揄去夸张,去奇谈去逗笑,在平淡的生活中时刻营造节日般的狂欢,将身边的一切变形,涂抹上一层魔幻色彩,也就是说,将其艺术化。这三个角色或轮流出场或同时表演,尽情地阐释着西尼亚夫斯基关于艺术的认识。如此这般来看西尼亚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评论,就会少一些突兀和离奇之感了。

  安德列·多那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生于1925年,早年曾是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6年2月因擅自将作品寄往西方发表被俄联邦最高法院判刑7年,在杜布罗夫拉格劳改营度过5年半的时间,出狱后不久流亡到了西方,后成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在20世纪的俄国侨民文学中,西尼亚夫斯基是所谓"西欧派"的核心人物,他与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一同被视为俄国流亡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被关进劳改营之后,西尼亚夫斯基因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苦恼。后来,他应妻子的要求,决定为她写一些"轻松的"东西,于是,他便在做完了繁重的、惩罚性的体力活之后,开始在设法寻得的废纸片上记录思想,然后利用每月两次寄家书的机会,将这些纸片寄给妻子。这就是《与普希金散步》一书的写作过程。

  《与普希金散步》的作者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态度,即对普希金的"平视"。在西方出版的《与普希金散步》一书的封面上,画着两个人,一个是拄着拐杖、蓄着胡须的老人,像是西尼亚夫斯基,另一个是矮小的、头戴礼帽的普希金,---是长者西尼亚夫斯基在领着孩子普希金散步。这一"角色的倒错"是意味深长的。在西尼亚夫斯基之前,关于普希金的言论大多是恭敬的、仰视的,而西尼亚夫斯基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普希金表现出了一种调侃、戏弄的态度。平心而论,他对普希金的诸多言论是过于出格了,诸多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西尼亚夫斯基的初衷,我想,恐怕更在于给出一种面对偶像的新姿态。他主张一种怀疑任何神圣的精神,就连文化之神普希金也不例外;他提倡一种狂欢化的批评态度,可以不受任何禁忌地道出自己想说的任何观点。




《环球时报》(2000年12月15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