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和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和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他的人生历尽坎坷，却丝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党的无比热爱；他的人生因理论遭灾受难，而对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眷恋和执著始终不变。

他就是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党的理论事业的人——雷云。

60载历经坎坷矢志不渝

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兼主席的雷云，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算起来将近60年，按照雷老自己的话：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结缘的6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雷云在浙江省慈溪县初级中学读三年级，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从此对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2年，他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在选择专业时，他毫不犹豫地进了政教专修科。

1954年华东师大毕业后，雷云被分配到苏州工农速成中学当政治教师。195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论著《因果论》。

一本好书确立了雷云的人生走向和目标，而一张报纸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前途和命运。那是1957年6月，浙江日报上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文章引起他的注意。由于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观点，雷云遂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关于矛盾性质的若干问题》寄给浙江日报，并很快被刊出。

随后1958年夏季的反右补课开始了，他这篇商榷文章成了传播修正主义和反党的主要罪证。刚调到浙江省委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的雷云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绍兴农村劳动改造。

1961年8月浙江省政治学校成立，雷云被分配到该校教研室当资料员。因为割舍不了的理论情结，他又“重操旧业”开始写作，一篇学习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文章，首先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次年他被分配到台州地委党校资料室当资料员。面对满室的理论书籍，在竭力做好资料工作的同时，他如饥似渴地发愤学习。

1963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他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一文，并且署了真名。雷云事后才知道，人民日报为刊登此文，曾向校党委发信了解作者身份，党委据实以告：曾被划为右派，已第一批摘帽，现在表现良好。

从此雷云深受鼓舞，一发而不可收，他的文章频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亮相。从1963年夏到1964年下半年参加四清运动时的1年多时间里，他共发了22篇文章。

1966年“文革”开始，雷云被划入“牛鬼蛇神”，后来他议论庐山会议的言论被人揭发，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他一边接受艰苦的“改造”，一边仍继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难能可贵的是，从被错划右派起，雷云虽然蒙受了20年的冤屈，但对党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敢为人先

1979年，雷云平反后被调回浙江省委宣传部，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1989年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1990年兼任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并任党组书记，1992年又兼任省委讲师团团长。

身份的改变，角色的转换，向雷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深深意识到，写文章再也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作为党委宣传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准确地研究、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干部、党员进行正确的引导，乃是职责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后，雷云的主攻方向从哲学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集中精力学习钻研邓小平理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这一转变使雷云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他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都力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1989年，浙江一农民企业家在上海收购了6家国营商店，一时轰动全国，也引发了一场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雷云旗帜鲜明地为这位农民企业家辩解，称他是“红色资本家”。作为当时浙江省理论工作的最高领导，这样的表态需要很大的勇气，要冒不少风险。

雷云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和理论勇气，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在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例如，2002年上半年提出党的思想路线可以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2008年初提出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只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等。

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雷云在理论上不断进取，硕果累累，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退休前，出了近300万字的成果，3次（第一、二、七届）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据新华社杭州6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