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中午，一场别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在石家庄某建筑工地展开。 国新摄

社会调查结果和人们的想象不一样

2004年9月，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我国云南西部的保山市至龙陵县之间开始修建一条长约80公里的高速公路（简称“保龙高速公路”，目前已竣工通车）。公路建设地区距中缅边界约100公里，这一线是云南省受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高速公路建设在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加某些疾病（尤其是性病、艾滋病）向周边社区蔓延的危险。

为减少保龙公路建设可能带来的潜在社会危险因素，2005年，云南省政府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设计了一个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项目——“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也称“保龙安康行动”），该项目由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执行、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和保山市疾病控制中心共同担任监督评估和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此次调查分为基线和终线两次调查。项目组近40名成员针对不同人群特征用不同的抽样方法，对筑路工地人员，公路沿途周边洗浴中心、娱乐场所、酒吧、宾馆、美容美发店、路边店中从事商业性性服务的女性，以及与筑路工地联系紧密的村寨务农青年、工地附近乡镇打工青年和乡镇中学里16岁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为使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更能科学地评估政府和其他部门以及“保龙安康行动”在这个地区的作用，该项目还在与保龙高速公路筑路环境相同、筑路工人的教育程度及月收入等一般特征极为相似的保山市腾冲县至缅甸密支那的二级公路上建立了对照组，其调查结果与保龙高速公路的调查结果基本没有差异。

令人欣喜的是，调查发现：“尽管保龙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临近艾滋病和吸毒的高流行区，但目前建设工地尚未发现静脉注射毒品和艾滋病蔓延的情况。”

“非技术工人寻求商业性性服务的可能性是最小的，这是我们这次调查中通过多种途径得到的能够印证的信息。”项目组一位调查员对记者说：“我反对把农民工看做洪水猛兽，反对把农民工说成都在嫖娼。”

这位调查员说，农民工里也有不同的群体。调查中，他们把筑路工人分成若干亚群体来调查：项目管理人员、监理、包工头、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司机。而在建设工地里，非技术工人占了大多数，其中一些北方来的工人称自己为“笨工”。他们从事着挖石方、挑土等工作强度大且单纯的体力劳动，经常加班，生活条件艰苦，吃着大锅菜，十五六个人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工棚里，不仅收入低，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

这些大部分都已结婚的工人，妻子不在身边，虽然也有人会说“谁总想吃素，也想吃点荤”，但受收入、交通条件、交往需要等影响，他们中很少有人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每天工作那么累，哪有那个心思去耍。再说怎么消费得起？一天才挣那么一点钱。”某标段的一位农民工说。

一名洗浴中心的“性工作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上面住的那些人拿钱不多，他们也消费不起。我们接待的都是其他客人。”

记者在《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基线调查报告》中看到，非技术工人是“筑路工人各人群自报告近一年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行为的比例”中最低的，有95.9％的人没有这一行为，95％的人在最近一年里没有与临时性伴侣发生过性行为。

一位工人说：“我们家生活困难，地不多，一家老小都指望我出来挣钱回去，让家里日子好过些，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不会乱花钱，更不用说乱来了。”

另一位工人说：“娃娃读书等着钱，我们再苦再难也不能耽搁娃娃，我把烟都戒了，就是为了多带点钱回家。”

“严肃客观的社会调查结果往往和人们的想象不一样。人们总以为农民工是一个性活跃群体，对婚姻和性生活有很大需求，离乡背井后，很容易发生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但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梦想和对未来的规划。”昆明医学院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张开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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