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生文化能够正视养生的客观因素

    所谓客观因素，实际上包括人的先天遗传，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祖国养生学认为上述条件与人的健康长短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致在秦汉时期，祖国养生理论就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吕氏春秋》中就已经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尽数》）《黄帝内经》则明确地提出了地理环境与长寿密切相关，认为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水土有利于健康长寿。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了人的寿夭取决于禀受父母先天之气的强弱，他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可见，在汉末的养生理论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健康长寿与和先天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后世的历代养生家对此也多有论述。明代张景岳提出：“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景岳全书·传忠录·先天后天论》）

    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所以影响人们健康长寿的因素除了先天遗传和自然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对人的身心分行存在重大影响，该书的《素问·疏五过论》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这就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变更势必影响人的情志活动，从而形成致病之源。

    应当看到，中国养生学作为一门极具生命活力的古老科学，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它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国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便达到却病延年的养生目的。明代张景岳则一方面承认人的先天遗传与寿夭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却更为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后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