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儒家学说只是通过“养性”为中介，间接地把“养生”与“”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道家学说则无须任何形式的中介物，便直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首先，在道家学说中，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老子就说过：“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庄子对此更进一层，明确提出了“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庄子·天地》）的责难。

    其次，道家养生的方法，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国之道。“清静”的养生之道，在道家看来就非常适宜于治国。老子就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好静而民自正”、“清静为天下正”，主张只有“清静”才是治国的最好方法；认为政治上的纷扰躁动乃是治国的大忌。

    尽管儒，道两家在养生问题上都有趋向与养性、治国相统一的特点，但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学说，它们各自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在儒家那里，治国是居首位的，养生只是治国的派生物；养生在道家学说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治国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

    如果说，在儒家学说中，“养生”与“治国”是通过“养性”这样一种中介物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以“人的生命价值”为首务的道家学说中，“养生”又是如何与“治国”发生联系的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作为道家思想核心的“道”在这中间起了纽带作用。

    因为“道”是自然、社会、人类的本原，所以无论是人或社会都要“依道而行”，都应该回归到“道”所显示出的那种虚无空廓、默默无言、清静恬和的最高境界，如此才能保持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