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小说这些年来始终处在一种高原的状态之中。所谓高原状态，是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相当高，却缺乏凌空突起的山峰。当我们回望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时，这种高原的印象似乎更为强烈。我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家，他们仍然出手不凡，你可以说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立起一座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也见到了不少新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显得那么的成熟，他们的感觉又是那么的新鲜，尽管你能挑剔地说在他们的叙述里能发现一些大师名家的影子，你却不能不承认稚嫩与他们远不搭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天才傲立苍穹。高原状态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素质处在较高的水准，但文学高原的海拔高度只是通过历史的对比才显现出来的，而处在高原中的当代读者并不会在历史对比中进行阅读，因此他们更在意高原景象带来的单调和平庸。“平庸”就成了我们批评当代文学的一个常用词。但我们的文学也不必为平庸而感到汗颜，因为应该看到，眼下的平庸是一种高水平的平庸。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种平庸后面的躁动不安，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高原仍充满了活力，它也许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造山运动。

 以这样的眼光来梳理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一方面就可以认为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是一个正常年景的收成；也许没有惊世骇俗的经典出现，但仍有一批可圈可点的佳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一年较好地延续了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在这种发展态势中，也许那些未来的文学高峰正在积蓄着能量，正在往上突起。

 1、批判现实的力度

 当代小说基本上仍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主流，说到底，现实主义与小说文体的内在逻辑更为吻合，也与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更为吻合。现实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感。现实源源不断地为文学提供新的素材，作家们也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但现实感并不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素材的直接索取，而应该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的主观认知能力。中短篇小说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有了显著的提升，2005年小说就做了很充分的证明。小说不再是满足于“反映”了现实，而是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对待现实的态度。因此小说的现实感首先体现在社会批判性上。

 小说家首先是社会的监督者，他们往往是嗅觉灵敏的“警犬”，对社会的不公和邪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中篇小说有力地承担起小说的这一现实批判的责任。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响马传》、《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鸽子》，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大声呼吸》等。在这些小说里，诸如小煤窑、农民工、黑社会、权钱勾结等敏感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也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弱势者、呼唤民主和平等的人文精神。从社会批判性来看，今天的作家大大深化了一步。比如基层政府往往是切入现实的焦点，而这类小说不再是过去的“分享艰难”了，而具有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批判意识。举两个短篇小说为例。邓宏顺的《退税》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免去农业税，高书记要带着全体乡干部到最贫穷的千丘田村去给村民退税。但高书记一行却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热烈欢迎，相反还遭到村民的抵抗，村民们以为这些乡干部们是变着法子来搜刮钱财了。故事的批判性一目了然，它既揭示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和艰难处境，也嘲弄了国家干部在群众中的诚信度。由于批判的一目了然，作者也就不在深刻性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戏谑的叙述保持着小说的艺术张力。比如小说一开始，高书记带着干部们行走在去退税的路上，几个人各唱一首流行歌的描写就充满了戏谑的色彩。高书记唱《千年等一回》似乎踌躇满志，老余唱《为了谁》倾诉了复杂的心曲，而老张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则表明了干部说到底并不代表百姓的现实。小说的人物也许带有脸谱化的特点，但这恰是借用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它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戏谑的韵味。这也说明作家不仅追求现实感，也追求文学性，作者的文学追求让我们从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故事里欣赏到思想和情感的韵味。向本贵的《赌局》也是以乡长为主角的小说。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

 在这里我想重点讨论杨少衡。中篇小说的2005年也许可以说是“杨少衡年”，这一年他接连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该你的时候》、《蓝筹股》、《县长内参》五个中篇小说，但说是“杨少衡年”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数量，而是在于他这一年的小说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就像打井一样，选定了一个井眼，不断地往深里钻，终于打出了最甘甜的水。他用力的方向就是县长的视角。《林老板的枪》在2005年初发表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揭开了杨少衡在2005年的“县长系列”，而且因为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似乎给我们一种暗示。曾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人民文学》如何才能真正体现为“人民”的文学。我以为杨小衡的“县长系列”就包含着他对人民性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读他的小说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身边的人和事。我注意到，《林老板的枪》发表时，媒体上刚刚热炒过非常热闹的“郎咸平风波”。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眼见内地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现象愈演愈烈，愤然站出来大声疾呼：应立即停止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郎咸平的声音在广大股民乃至普通百姓中引起热烈反应，也像一块巨石扔进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一场审视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对郎咸平的观点置喙，但我以为，郎咸平的姿态却是应该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脱帽致敬的。因为郎咸平的姿态在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完全由权势者说了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来关心它的进程，因为它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这里其实就涉及一个人民性的问题。这不仅是说国企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意味着决定国企的命运也应该是人民的权利。但是当我读了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后，就感到今天我们再来谈人民性时，决不仅仅是一个姿态的问题。《林老板的枪》讲述了某县徐启维县长与县里最牛的民营企业老板林奉成之间的故事，故事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却可以说涉及了当前种种敏感的社会话题，自然也包括了郎咸平教授所痛心疾首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作家杨少衡在面对这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时反而不像经济学家郎咸平那样充满了激情和义愤。这有点奇怪，从角色功能来看，应该是经济学家趋于冷静，作家趋于激情。然而正是在这种角色功能的转换中显示出一位作家的深刻性。就是说杨少衡并不是简单地将谴责国有资产流失的姿态认同于人民性，因为在这里，所谓的人民性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所以杨少衡要从一个具体的县长眼睛里看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通过小说叙述的层层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县长徐启维的胸中装着真正的人民，他如果只是从道德性考虑，就完全可以放弃与林老板的谈判，这样他毫无政治风险。他这样做看似保住了一个国企的国有性质，但企业里的工人——也就是被具体化的人民，却是毫无所获。因此他必须与林老板谈判，并且他为了谈判成功宁愿做出很多的让步。然而他又不能因为这种让步伤害了工人们的利益，于是只好采取了一种并不光明正大的方式让林老板就范。从这里我甚至读出了比郎咸平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论述要更清晰的剖析。这就在于郎咸平作为经济学家多了一些情绪，而杨少衡作为作家却多了一些深刻。

 杨少衡发在《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上的《该你的时候》从更丰富的层面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人民性的理解。小说中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县长黄必寿，还有一位从省农科院来挂职当副县长的博士吴悠。两个县长代表了两种政治思路。黄必寿自然是以现成的政治思路来处理问题，我们的社会就是以这种政治思路培育起来的，因此对于黄必寿来说是轻车熟路，运用自如。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缺乏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而吴悠带来的恰恰是民主意识。那么，黄与吴的合作该不就是相互补充、珠联璧合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吴悠的民主反而让村里的精明人罗伟大钻了空子，罗伟大在民选中靠金钱的许诺当上了村长，又在背后指挥着村民进城去示威。最后，县长黄必寿是以与罗伟大两败俱伤的代价才使问题得以平息的。县长都当不成了，黄必寿并不抱怨，而是力荐吴悠来当县长。这大概就是点题的一笔：该你的时候到了，因为你带着民主来的。但小说揭示的社会现象要比作者的点题更为复杂，从小说的故事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吴悠来当县长不见得会一帆风顺的，她的民主显然无法弥合罗伟大以及坝下村村民与开发区建设之间的利益冲突。民主虽然非常具有人民性，但不是说把它嫁接在一根已经衰老的树木上也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拿着民主的枝条拼命去嫁接，却不问树木本身是否还有活力。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只要把民主挂在嘴上就有了人民性。人民性是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又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晴雨表，透过人民性的冷热状况，我们大致上就知道文学刮的什么风下的什么雨。也正因为这样，人民性往往被批评家过度地诠释，虽然它变得越来越宏伟，却也同时变得越来越抽象，抽象得变成了空洞的所指。

 具体在这篇小说中所反映的坝下村村民闹事，作者既没有写村民以宽广的胸怀“分享艰难”，也没有写官员以体恤的心情施以小惠。没有这样写恰好是避开了陷入把人民性抽象化的覆辙。这种抽象化的人民性貌似很伟大，实际上透着一种虚伪和逃遁。小说中的黄必寿只能将罗伟大视作对立面，只能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先把事件平息下来，这位平民出身的县长并非不为村民着想，可是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他也许只能首先顾及更大的利益。吴悠的民主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于发展经济本身具有多大程度的人民性就是很值得质疑的。今天我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经济是以农村付出巨大牺牲而获得的，其中最大的牺牲就是廉价吞并农村土地。土地为城市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方式。坝下村的村民要求赔偿征地损失显然是合理的，但这种现代化整体性的问题是无法让一个县长来解决的，相反倒可能成为罗伟大攫取私利的口实。这时候，你很难在与罗伟大斗争的黄必寿和推举罗伟大当村长的吴悠之间判别出谁才是真正在代表人民说话。但是，小说直接触及廉价吞并农村土地的问题，这就是作者表现出的很具体的人民性。我以为这正是杨少衡的“县长系列”的可贵之处，他在表现社会现实问题时，把抽象的人民性降落为具体的人民性。

 2、底层生存的关注

 现实感的强化还突出表现在作家对底层生存的关注上。关于底层关注是这几年比较引人注目的话题，有几个词语均涉及这个话题：弱势群体、底层生存写作、打工文学。社会的增殖不是消弭贫穷，而是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暴露了社会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现实问题的一个焦点。它自然要引起文学的热烈关注，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公正和道德信念的表现。对底层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现实感更加尖锐和犀利。但由于底层问题在媒体的介入下很快成为公众的话题，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试图插到底层问题中，因而使得底层变成了一个暧昧的底层，底层甚至成为了一种资源和面具，被不同的权力加以利用。比方说，底层成为了富豪们“献爱心”的对象，或者成为官员们“执政为民”的道具，底层也是廉价同情眼泪的泄洪处。有些小说的作者不由自主地认同了这样的底层形象，这类小说看似写到了底层的一些真相，却是与真正的底层相隔绝的。这样的小说或许能得到官员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鸣，或许能赢得富豪们的欢心，如果也把这种共鸣和欢心看作是现实感的话，那只能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感。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写底层的小说，这就是站在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来写底层。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裁决者，成为道德良知的代表。他们不是简单地给底层施舍一些怜悯和同情，也不可能代替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为解决底层问题开出处方，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底层问题。

 从这样的理由出发，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篇写底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这样的处理自有高明之处，一方面他不遮掩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不像有些小说装成是以底层的身份说话，却因为矫情和做作而露出马脚。另一方面让主人公也关进大牢，先打掉了他的优越感，避免了一般知识分子写作容易犯的仰视的毛病。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但最重要的，韩少功通过这个监狱的描写，是要揭露贫困和权势对社会的破坏。小说中的犯人“瘸子”说：“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为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改过机会的人。”就像瘸子本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很多的发明成果，却被坏人利用了。而少年“黎头”如果不到街上去偷去抢，他的继父就要把他和母亲赶出家门。“大嘴巴”也是在讨不到自己的工资的情况下失去理智去杀人的。大多具有现代精神的作家都会采取这样的姿态，即是要追问犯罪的根源。但这种姿态并不是要为犯罪开脱，也不是要对底层表示同情。韩少功借此是要写出底层的真实心理。他们虽然是无视法律进了监狱，但他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机器，在他们的言行中不断表现出“报告政府”的认罪姿态，因此他们又是卑贱和弱小的。

 在底层表达方面，刘庆邦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他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总是无意中透出俯视的优越感，也不会迎合主流的体恤之情，因而更具有一种平等的姿态。2005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卧底》和短篇小说《福利》、《鸽子》、《车倌儿》，都是写当下的矿工生活的，具有热腾腾的新鲜感。他曾把2004年定为自己的生活年，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接触了大量的煤矿特别是小煤窑的生活事件，可以说这些小说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激情而写出来的。《卧底》中的那个只身下到煤窑中的小记者周水明甚至可以视为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感觉到要揭露出现实的真相，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的，哪怕是一位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而他认定了要冒这样的危险将地狱般的煤矿捅出一个大洞来。

 3、“新青楼”文学

 在反映底层的小说中，沦落到出卖自己肉体的下层女性最被作家们所关注。如果把写到这些女性的小说汇集起来，命名为当代“青楼文学”，大概并不过分。因为这些小说的确有一些共同的现象值得我们讨论。许多作家正是通过卖淫现象进入社会底层的。但具体到文学，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底层问题，也许还有一个文化传统。青楼可以说是缠绕着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一个情结。因此可以把当代反映妓女和卖淫现象的小说概括为“新青楼”文学。卖淫现象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遏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场所的里面。但即使如此，人们似乎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性交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青楼不再是诗化的场所，作家们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反映社会的“青楼”现象。

 而对这种现象的揭露，比较集中在经济根源的追究上。季栋梁的一个短篇小说《燃烧的红裙子》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红喜是一名农村姑娘，村里干旱没收成，就跟着大伙到城里去打工。她在城里做上了妓女，卖淫时被公安抓住，遣送回农村。最后红喜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一头栽进水窑里淹死。一直愤怒对待女儿的父亲终于放声大哭。但他哭的不是女儿的死去，而是女儿临死还把家里的一窑水给糟蹋了。在父亲的眼里，女儿的生命还不及一窑水值得心疼。作者并非要谴责绝情的父亲，虽然从现代性的观念来衡量，这样的父亲太缺乏人性，但事实上在人的生存还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讲人性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干旱得都要冒火的地方，一窑水将维系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作者正是要借此诘问那些为人性解放开空头支票的启蒙主义。

 作家通过青楼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也由此形成了一些简单拙劣的故事模式，比方写青楼对爱情的弑伐，本来是恩爱夫妻，因为男人或当官或做生意与青楼发生了关系，结局则是夫妻反目；本来一个单纯诚实的年轻人，因为商业化的追逐使欲望膨胀，沉湎到青楼女子的声色犬马之中，葬送了原初珍贵的爱情……一旦这样的故事被模式化后，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者的批判本意也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雪漠的一个短篇小说《美丽》也写到青楼对爱情的弑伐，却是一点也没有模式化的痕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新婚的农村青年，但新郎灵官没想到妻子月儿竟然患着梅毒。他们俩小时候就在一个学校上学，相互就萌动着爱情的种子。月儿也像大多数的农村姑娘一样总想跳出农门，后来月儿到她爹开的卡厅里管收钱，但“卡厅里的淫荡空气腌软了心中的防线”，她抵御不了勾引，委身于一个来卡厅的老板，就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梅毒不仅仅一点点地吞噬月儿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吞噬她对爱情的祈盼，最后她在沙漠中自焚。按陈思和的理解，作者笔下的梅毒“象征现代都市中糜烂与繁华同体孪生的文化，是如何给淳朴的农村女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月儿在风月场上患上梅毒才惊醒过来，她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想悄悄治好病，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小说重点写到灵官及其父母在得知真相后的态度和心理。在他们的态度中交织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绝对拒斥青楼现象，所以他们恨月儿；另一方面亲情伦理使他们不得不把月儿当作妻子、媳妇来救治。这一切更唤起月儿对美好爱情的祈盼。但尽管心头的爱情火焰越来越炽烈，现实中的爱情却被一个正在溃烂的身体所阻隔。月儿最后选择了自焚，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彻底溃烂，她不想毁掉她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作者大概是把主要的寓意都托予自焚的情节了，也就是说，青楼对女人的伤害是无可救治的，哪怕这个女子还心存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现代化的矛盾往往集中体现为城乡冲突，所以在新青楼文学中经常会以城乡冲突作为构思的基础，在这种构思中，青楼女子就代表了乡村，她在城市遭遇到的屈辱和蹂躏，也体现了城乡冲突中乡村文化的被动位置。阿宁的中篇小说《米粒儿的城市》通过乡村女孩米粒儿对城市的向往、满足、失望、仇恨的一步步的变化，反映出在城乡冲突中，城市的欲望至上是如何恶性地利用和糟践淳朴的乡村资源的。米粒儿满怀感激和爱意去答谢城市和城市的男人，却没想到这样就天真地钻进了男人为她设置的圈套里，成为了风月场上的牺牲者。

 4、“海外军团”的崛起

 有一支海外军团在近几年的崛起，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潮，而这支军团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潮中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们挟带着中国经验，在异国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他们加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无疑带来一种新鲜的叙述语言。哪怕同样是在讲述中国土地上的生活，却是别开生面的天地。

 在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版图上，至少有三位海外女性作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她们是严歌苓、王瑞芸、张翎。严歌苓的名字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她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就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才20多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90年代到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仍不断有作品问世。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以后转读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在一家医院主管听力诊所。但她一直从事文学写作，作品除在海外出版外，也见诸国内的文学刊物。现为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2005年还获得首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袁惠松文学奖。王瑞芸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方美术史硕士，1988年赴美，现居洛杉矶，是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巴洛克艺术》、《美国艺术史话》等，译著有《杜尚访谈录》，并有小说、散文发表于海内外中文报刊。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黄川是个黄女孩》，王瑞芸的《姑父》，张翎的《雁过藻溪》、《空巢》，都是上乘之作。这些中篇小说除《黄川是个黄女孩》是写海外生活，立足于海外的经验，从题材上说是她们所独有的外，其余几篇作品都是在国内的生活经验酝酿成篇的。有的是写南京大屠杀，有的是写一个被政治的囚禁整治得心理扭曲的小人物，都触及重大的历史话题。这种题材的小说在内地作家的笔下很容易涂抹上意识形态色彩，但海外女性作家却以各自的文学方式处理，不仅没有轻待历史，而且同样也掂量出历史的分量。

 这里着重介绍《金陵十三钗》。因为它不仅出自海外军团之手，还因为在表现抗日战争上它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小说一开始就将最神圣的东西与最淫邪的东西绞结到一起。一方是高森的教堂和威严的神父，一方则是从风月场所逃出来的披头散发的窑姐们。因为一场血腥的、以后也让中国人民永世不能忘记的大屠杀而将这二者绞结到一起。战争是摧毁文明和秩序的，在战争这个恶魔面前，代表着上帝的英格曼神父也失去了他的威权，他无法阻止日本兵残忍地枪杀中国伤兵，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收养的乞儿陈乔治倒在中佐的枪下。于是，在遭到屠刀威逼的教堂里，像书娟这样的内心还充满着诗意的女孩子，就对以往所认定的神圣与淫邪有了新的体认。我以为书娟对风尘女子玉墨由仇恨到忏悔最后到敬佩的情感转变，并不是意味着她对妓女这种身份的认识有所改变，而是懂得了对于神圣和淫邪的区分决不能停留在物质层面，重要的还是在精神层面。社会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导致了肉体与灵魂的分离，玉墨无法逃避肉体上的堕落，但她并不甘于灵魂上的沉沦，因此她才会在神父绝望的时候站了出来，代替教堂里的女孩子们去面对日本鬼子的魔爪。

 我们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但这场战争让中华民族刻骨铭心，至今我们仍在打扫战场。该想想我们获得了多少值得珍惜的战利品，对于文学而言也是如此。我感到，文学注视这段历史的目光显得有些疲惫，我们很难从作家的叙述中得到兴奋和刺激。但是严歌苓的这篇小说仿佛让我感到目光的闪烁，她稍稍移动凝视点，于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这个新的场景还不在于以一个单纯的女孩子书娟的视角，也不在于将战争、宗教、妓女、少女的青春萌动等等浓缩到战火中的一个教堂内，而在于仇恨主题的转换。战争激发我们的仇恨，仇恨疏导我们的道德良知，因此仇恨是战争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抗战题材不应该以激发对敌人的仇恨作为文学的归宿。严歌苓在这篇小说中显然调整了关于仇恨主题的思路，她不是不追问侵略者，而是把侵略者钉在审判席上，无须再追问。它只构成一种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下，作者通过书娟对玉墨的情感转变，使我们对仇恨主题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血与火的战争之中。在血与火中，书娟的精神得到一次宗教式的洗礼，但这次洗礼不是神父为她完成的，而是一位风尘女子为她完成的。这篇小说当然揭示的是人性，但小说的意象并不止于人性，它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

 玉墨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象，她的身上携带着许多文明的符号，这是一个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的结晶。这使她有别于一般的风尘女子，尽管金陵十三钗都打扮成中学生勇敢地献身，但玉墨能成为她们的领头人，这显然是一种文明的召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明就是一种宗教，它让我们得到精神上的洗礼。玉墨也许能让我们联想起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或者是斥奸骂贼的李香君。明代的戏曲家卓人月甚至将杜十娘的忠信品格比之于伯夷、屈原，感叹她“比伯夷之吁嗟，效屈原之”，由此看来，将玉墨视为战场上的英雄是完全够格的。小说中还有一位戴教官，为了教堂和更多人的安宁，宁愿放下军人的武器从容就义，他和玉墨一样是我们看到的战场上的别一种英雄，他们的血早已在战争的遗址下冷寞，今天我们真应该给他们一份温暖的关注。

 5、红色资源的挖掘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工农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标明了它的鲜红色彩，红色是由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的，这意味着它要走一条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新中国的历程在当今世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这段历史经验对于文学来说应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这段历史虽然一直被作家们所关注，但新时期以来的写作基本上是从社会历史批判的角度进入这段历史的，总是摆脱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是着力于表现人性，也多半是预设了社会、政治与人性的截然对立。实际上，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彻底否定的态度妨碍了作家更深入地利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资源。我借用“红色经典”一说，把这段特殊的历史资源称之为“红色资源”，而2005年小说写作让我感到，作家在利用这段红色资源上有所突破。肖克凡就是一例。他的中篇小说《唇边童话》和《孤岛史》，前者写1958年城市大搞公社化的一段经历，后者写一个农民因1958年大炼钢铁的一次工伤从而改变了他及全家人的生活。显然他对这段红色资源充满了兴趣，并且看得出他是有所思考的。《孤岛史》的叙述略嫌生硬，《唇边童话》则是十分圆熟的了。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待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潮大更迭的社会现象的，小说从孩子饲养乌龟开始，就是在这种天真、闲适的氛围中慢慢展开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紧张，因为孩子的不懂事，这些紧张的表现在他眼里就变成童话一般。作者巧妙地利用这一孩子视角的特点，绕开了社会政治的老路，而让我们看到了民间道德对时代大势的适应与调整。小说在表现那个历史时期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不是进行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展示了精神的韧性和磨砺。墨白的《母亲的信仰》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篇在红色资源上大有作为的作品。小说中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朴实的农民，她在6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带给她的不是实惠，而是更多的磨难，但她因为信仰的支撑变得越来越坚强。她的入党是桩很具体实际的事件，但作者跳出了具体的现实。这种具体的现实很容易引导作家去写一个被荒诞政治所愚弄的悲剧，或者换一个角度，也可能写到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这类写法未尝不可，但终究未跳出我们熟悉的框框。墨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纠缠于历史的具体事件，而是去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与信念的执著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信仰是如何照亮一个人的内心空间的。这些小说也许给我们一个预示：当代作家将会通过整理红色资源创作出超越历史的厚重之作。

 6、为70年代和80年代证明及其他

 年轻的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土地，他们在小说叙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时尚，尽管从经验的层面说他们的小说略显单薄，但这一问题随着岁月的累积应该不难被克服。更致命的问题是他们的才气很快就会被精明的市场所攫取，所以他们中的佼佼者多半都把时间花在写长篇上，很少有人愿意倾情于中短篇小说。徐则臣算得上是这批年轻人中的少数派，近两年他写了一批中短篇，越写越成熟，令人刮目相看。他在2005年这一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西夏》、《纸马》、《越挠越痒》、《弃婴》、《奔马》、《鬼火》、《三人行》、《石码头》等，不仅体现出一种新的叙述力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70年代”这个几乎成为萎靡审美的代名词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徐则臣为我们去除了曾经蒙在70年代作家身上的那一层时尚的幻影。他的小说的基本元素不是酒吧、卧室、浴缸、玫瑰，而是底层的日常生活，甚至乡村的民俗。他的《西夏》在写一位哑女在京城的遭遇时，很机智地将奇特性与平常性糅碎了重新组合在一起。李傻傻也是一位值得我们重视的年轻作家。李傻傻属于80年代写作，“80后写作”如同“70年代”一样几乎成了另一个带有贬义的专用名词，代表着商业化、时尚化，代表着“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李傻傻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对“80后写作”的片面看法。如他在200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雪地上的兔子》、《2004，2014》，在这两篇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我们会发现作家思想中的沉重，这种沉重似乎又与作家的年轻不相称，但恰恰是这种不相称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张力，也使他有别于那些过于轻漂的“80年代写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李傻傻的农村出身有关，他并不掩饰这一点，而是将此化作了他写作的重要资源。所以张柠在评论李傻傻时说：“自4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在农村题材方面一直在探索，但又一直被忽略。农村变成了想像中的农村。文学一直没有在经验上提供一个可靠的东西。这个空档一直是年轻人心中的空档。李傻傻是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引起了关注。他代表了众多在农村受教育者的命运。”

 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精神内涵，我也很看重作家在小说中的精神追求。好的小说固然离不开精彩的故事，但深厚的意蕴主要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作者的精神寄寓。这些年来，小说创作逐渐从过去的物质化表现走出来，越来越重视小说的精神表达，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精致细腻，表达的层面也越来越丰富。孙惠芬的《三生万物》写的是精神性的东西。她试图去触摸一个校长在面对死神时的心灵。我以为作者把这种内容编成小说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在这些内容里情节的时间变得非常缓慢，它很难挽留住着急往前走的读者们。但作者敢于冒这风险，也许就因为她对精神追问的执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许成结构上说过于松散，但这是作者本人最具有个人化色彩的一篇作品了，我是说她带进了浓郁的个人伤悲，因而无形中以散文的方式来处理小说。但她又没有沉溺到个人伤悲中，她是驾驭着个人化情感的小船到社会的江湖中闯荡并获得了一种心境上的大彻大悟。这样处理精神表达无疑是别开生面的。姚鄂梅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不是精神表达的小说，但它批判了精神缺失的现实，揭示了文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小说中的人物杨青春是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虽然文学就像是一身铠甲，护卫杨青春的精神不受伤害，但这身无形的铠甲却无法护卫他的身体，无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顿、身体日益衰弱。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绝对是很需要的，因为文学的软弱无力也与我们自己作践文学有关。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几乎就成了一种泄欲的工具，毫无美学可言，更不要说美学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没有贫瘠的年代，只有贫瘠的诗人”。因此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

 在对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做了以上的一番描述后，又回到了开头的话题，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小说如果都可以看作是与文学高原相称的海拔高度的话，那么问题是它们是否给了我们一种预示，新的造山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呢？也许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做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它是在正常的轨道上行进着，因此它充满着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期待。（本章执笔贺绍俊,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摘自《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