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做这种综述性的总结文章，一定要强迫自己将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按其名称理清类别，分而述之。这怎么也让人觉着别别扭扭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回事吗？理智马上提醒我：怎么能是一回事？圈里的专家们早已形成的共识，那就是规范。尤其是“报告文学”所涵盖的意义，是不能轻易动摇的。于是多少就有些无奈滋生了。其实要照我的意思，假如咱们也来个和国际接轨，就按美国《纽约时报》图书榜的分法——虚构类文学和非虚构类文学，岂不省事得很。就算要讲究个国情，咱把非虚构类叙事的文字给一统起来，安上个名分，如“报告文学”什么的，也让写的人和读的人顺溜多了。可惜这纯属臆想，臆想总是非分的。国人的传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必须遵守的，除非你是个圈外的不必承担责任的自由说话者。

 瞎掰总归有失严肃，言归正传，还是依已成方圆的约定来说2005纪实类文学的事。实际上，《中国文情报告》的主编白烨先生早就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统在纪实文学的名分下，只不过要“话分两头，各表一支”。不过依我对传统约定的理解，纪实文学多少与报告文学有些区别，其区别的症结在是否有虚构的成分。有相当的标以“纪实”的写作，就主动避开“报告文学”的门脸，以达自如发挥、力求文学色彩和阅读畅快的目的。之所以要没事找事地做这个区别，是因为要说2005年的事，这是个由头。

 2005年，一面是纪实类读物的热卖热读，成为文学出版市场的强势；一面是正统定义的报告文学，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趋势没有多少转机，创作者、阅读者、研究者，共同表达着一种信心的缺失。两相比较，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反差。

 1、纪实类文学的市场表现

 因为笔者至今仍有一个文艺图书出版人的身份，故而惯从文学出版市场的角度去想事儿。能否把文艺图书的市场表现和文学创作势头的好坏设为因果关系，没有把握。因为在一切艺术品的创造和接受关系中，“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情形时有发生。但如今出版市场的概念已远不是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组合，它还包含了大量的以宣传、造势、广告等现代营销理念支配下的推广内容。其中就不乏收集和发布一些慧眼识金者的“叫好”的信息。尤其在推介一些高端文学出版物的过程中，评论家、理论家的评判声音更是彰显其分量。从另一个角度讲，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出版物的读者日臻成熟和挑剔，他们对文学出版物的购买和阅读的取向，更多地取决于对作品创作质量的直接感受。因而，一册文学读物的市场表现，已能十分接近地描摹这部作品的创作形态了。

 2005年，文学读物的出版，依旧呈现出乏力和平庸，在相当程度上也折射出这一年文学创作的疲软走势。当然，这里所指的疲软是高品位文学也就是俗称的纯文学、雅文学的创作。我们不能指望《狼图腾》的奇迹年年上演，但希望经常有良好市场表现的文学佳作问世总是没有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边缘化”，时常成为高品位文学创作乏善可陈的推诿借口。孤芳自赏、圈内把玩型的创作形态，把读者越推越远。于是，在文学出版市场能与青春读物叫板的就只有纪实类写作了。

 纪实写作的出版强势，首先表现在期刊的走向上。以纪实标称的《知音》、《家庭》自不必说，已成中国乃至世界的期刊大腕。还有一大批市场表现抢眼的纪实或以记事为主的期刊，发行量在数十万、上百万份，撑起了中国期刊出版的半边天（当然，它们与文学有多大关系不太好说）。而众多综合性纯文学期刊，在生死线上改版、改刊的选择，也大多指向刊发纪实作品，如《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民族文学》、《当代》、《钟山》、《神剑》、《时代文学》等等，《中国作家》索性在2005年底开辟专登报告文学的“纪实”版。似乎纪实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学期刊阻滞集体下滑颓势的救命良方。其道理很简单，纪实能抓住读者，读者是期刊生存之本。2005年，全国各家纯文学期刊发表了长、中、短篇纪实文学作品几百（部）篇。一些期刊还往往把纪实作品作为重头推出。《北京文学》2005年把头条的位置基本都留给了纪实作品：第1期的《一个政法记者的采访手记》，第2期的《一个学生家长的教育手记》，第3期的《人民代表冯有为》，第5期的《“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畸形人生》，第8期的《互联网，让谁欢喜让谁忧》，第10期的《高考殇》，第11期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等等。从这些作品的标题中你不难发现，《北京文学》倚重的主打篇目，几乎全是紧扣当下现实的大众话题，其意图也就十分明显——吸引最广大读者的眼球。作为综合性的纯文学期刊，关注百姓之关注、侧重读者所喜爱，这是《北京文学》自我解缚、主动开拓、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空间的良善之举。当然，其基点是看准了整个社会文学阅读对纪实作品的偏好。

 读者对纪实作品的喜爱，首先表现在最切进现实生活的题材；我关心的人，我关心的事，我想说的话，我想流的泪，我想泄的愤，我想撒的气，均能在这些作品的阅读中，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也就不枉捧卷一回。深谙此理的文学期刊，并不止《北京文学》一家，2005年各家文学期刊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中、短篇现实题材的纪实文学：像《中国作家》的《苏州博士商》（2005年第6期）、《中国本色——关于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红色文化的思考》（2005年第7期）、《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2005年第8期）；《民族文学》的《千金散尽为山青——一个亿万富翁的传奇》（2005年第2期）、《两地书，母子情》（2005年第3期）；《报告文学》的《最后的燃烧——一个市委书记的115天》（2005年第1期）、《反腐前沿的“内幕故事”》（2005年第1期）、《红与黑——关于山西与煤的解读》（2005年第2期）、《直面撒旦的考验——印度洋海啸灾难速写》（2005年第2期）、《中国黑车调查》（2005年第2期）、《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2005年第5、6期）、《千年古堰锁封喉》（2005年第6期）、《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2005年第9期）、《“超女”！“超女”！》（2005年第10期）、《世界级的较量——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内幕》（2005年第10期）；《解放军文艺》的《天使在非洲》（2005年第6期）；《山东文学》的《百姓才是头上天——优秀共产党员白云风采录》（2005年第3期）；《神剑》的《大家黄昆》（2005年第3期）；《啄木鸟》的《海啸——中国地下“六合彩”黑幕揭秘》（2005年第8期）；《时代文学》的《中国女性内参》（2005年第3期）；《人民文学》的《大地工程——内蒙古田野调查》（2005年第8期）等等。以上列举篇目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创作质量也为2005年的中、短篇纪实文学的创作概貌，涂抹了一串亮色。如果把上述作品的属性细细分类，会发现它们均应符合严格定义的报告文学标准。这似乎意味着，文学期刊（准确地说是严肃文学期刊）即使转向青睐纪实，也将底线锁定在纪实文学中最严肃的写作——报告文学上。于是话语的艰涩便出现了，用出版市场的表现标准去臧否一种文学现象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念头，因为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十分尴尬的比较。比如前述那些自诩纪实类的期刊大鳄与严肃文学期刊在发行量上的巨大反差，会让你立刻在高雅与低俗、庙堂与地摊不可调和的对峙状态面前不知所措。文学是个太神圣的东西，只要烙上“文学”的印记，严肃与庸俗的命题便无可避免。但笔者还是顽固地认为，纪实文学毕竟与小说等传统叙事艺术不同，它不允许虚构，不允许艺术想像（至少是叙事的基本对象不允许虚构）。它所要表达的是地地道道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虽然纪实写作有文学涵义上的欠缺，但因其叙写真人真事所产生的特殊审美心理，极易唤起读者的共鸣而得到阅读的偏爱。由此可推论，纪实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建构与读者十分密切的亲和关系，写读者之所喜爱，叙读者之所想知。无法想像，一部内容缺乏任何阅读兴味的“曲高和寡”的“纪实文学精品”将会如何产生？因此私下里武断地（也极有可能是很不合时宜地）下个结论：不好看的纪实作品很难说是好作品。好看，就与市场拉近距离了，这也是纪实写作出版强势的重要原因。

 2005年的文艺图书市场，纪实作品依然是各出版社（尤其是文艺出版社）的侧重点。在这个年度出版的纪实类图书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只跟文学挨个边，也有不少应景、跟风的“快餐面”，文学上的意义不大。真正体现文学价值的大约是这样两类：一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关注题材，如《谁适合移民加拿大：加拿大移民生活纪实》（作家出版社），《失落的天堂——留学生另类生活调查》（广东教育出版社），《国家功勋——聚焦中国航天英雄》（人民出版社），《我与你——小卫的艾滋独白》（民族出版社），《禁赌风暴——中国打击边境赌博战斗纪实》（朝华出版社），《中国大学生非常兼职纪实》（中国画报出版社），《蓝镜头——聚焦印度洋：海啸！海啸！》（人民出版社），《走出高墙——一个大学生囚徒的故事》（海天出版社），《暗伤——妇科门诊隐情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沙龙做邻居——中国记者亲历巴以战火一线特别报道》（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动脉》（人民文学出版社），《牛玉儒》（北京出版社）等。二是满足读者渴求真相、了解内幕、窥视隐秘阅读欲望的史志、揭秘类题材的作品，如：《国殇——国民党正面抗争纪实》（团结出版社），《不能忘却的历史——侵华日军东宁要塞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日军铁蹄下的中国战俘与劳工》（中国党史出版社），《新华社笔下的抗战》（新华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著名大会战纪实丛书（四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红粉青衫：郁达夫婚恋历程》（台海出版社），《此恨绵绵：徐志摩的悲情婚恋》（台海出版社），《侠圣奇情：金庸的婚史与情恋》（台海出版社），《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00个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在这个市场表现不俗、文学品质也不错的书系中，有严格意义的报告文学，也有典型的传记文学，还有相当部分纯粹记述性的含有一定虚构成分的纪实写作。图书出版较之期刊，与市场的关联更为紧密，文学的头颅要经受的考验往往更加严峻。纪实文学的出版要赢得市场的接纳，须得在“好看”上做足文章，因而在选题上向新、奇、怪、秘上下功夫，在叙写中添加虚构的成分就不足为怪了。

 2、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

 每年都有几套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分别被几家国内知名的文艺出版社出版。行内被简称为“ⅩⅩ版的年选”，一般都列有“报告文学”一种。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参与过几次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长江文艺版”《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也生发些粗浅的念头。文艺出版社争出年度文学精选丛书的目的，主观上文学积累和建设层面上的意义已经不多了（虽然客观上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便于收藏和查阅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更多成分还是瞄准市场（当然年度精选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市场效应，不然多家出版社抢出“年选”的现象就说不通）。按理，较之“诗歌选”、“散文选”甚而“中、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应是具有较强的可读优势的。然而就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十年的“年选”出版历史看，《报告文学精选》的市场销售一直令人遗憾地呈下滑曲线，以致到近两年，甚至落在“诗歌选”后面。2005年的《报告文学精选》，从责编到终审均表示出忡忡忧心。并非该“年选”名不副实，中国作协创研室的名头还是颇具权威性的，所选篇目也的确基本符合2005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面貌。编辑们的最大担心依然是不可读、不好卖。这种尴尬状况并不止“长江版年选”独有，据称另有一种版本的“年选”索性把“报告文学选”改为“纪实文学选”，以求选篇空间更宽泛，在可读性和销售量上能打破瓶颈。这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曾几何时，数度制造“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何以会有今天的窘境？个中原因林林总总，其中统领者不外“市场社会加信息社会下的文学功能的边缘化”。作为一个总体描摹当代社会形态中文学位置的理由，大致不离左右。但具体到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个案，却有些偏差。前文已述，纪实写作保持着当下社会文学阅读的独秀优势，根本的原因，在于纪实写作恰恰发挥了信息接受中的文学功能。信息社会的特点，反映在阅读上就是获取信息为第一需要，而纪实写作不仅以传达社会真实信息为其特质，又具备为信息接受者提供审美愉悦的功能，故能在整个文学的颓势中保持坚挺，然而位居纪实写作高端的报告文学却品尝了目送读者渐行渐远的无奈和伤感。

 客观地说，200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总体上不甚令人鼓舞，但也不乏闪光之作。在弘扬主旋律、讴歌真善美的题材类里，刘元举、康锦达的《人民代表冯有为》，平实流畅地记录了主人公真实生动的感人故事，作品细腻准确的材料选择和沉着简练的行文风格，不仅塑造了一个接近艺术形象的真实人物，而且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阐释了“人民代表”四个字的涵义。何建明的《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以亲历性的零距离报告方式，解读了一个历久50年保持先进人物称号的奇迹，以此宣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孙晶岩的《中国动脉》，洋洋70万言，全景式地描绘了国家四大重点工程之一——西气东输的建设场景，完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做好记录的职责。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传达了一个军人作家，对军人这个职业所包含的奉献精神的独特理解。他的以生命为抵押的采写经历则表抒了一个军人（作家）与一群军人（筑路兵）之间的生死豪情。中篇佳作《两地书，母子情》（作者彭学明），通过变换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演绎在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关于苦难、关于母爱、关于坚韧、关于刚强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这个闪耀着生命光芒的家庭里我们体验了一种伟大的民族性格的精神。主旋律作品生命力，或者说阅读意义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拿什么感动你”。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捕捉心灵，震撼情感。若在选材上缺乏感动因素或迎合某种口径去奉旨而作，即便使出十八般生花妙笔的本事，其阅读效果无益于看一份总结材料，从获取信息的功效讲，读一篇通讯或看（听）一则消息足矣。其实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情愫心弦的人和事俯拾皆是，越是茫茫众生中的普通凡人，往往越容易搅起感动的狂潮。如报道河南农村小伙洪战辉艰难经历的报纸通讯被新浪网转发，一夜间引发数万网民流泪发帖，共推洪战辉走上了央视“2005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这都应该是主旋律报告文学最理想的撰写对象。

 比之主旋律题材，直击社会问题、鞭挞假丑恶的创作，与读者距离的拉近相对要容易一些。舒云的《高考殇》，把萦绕在千百万中国家庭之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直接摆上了解剖台，细割慢剥，鲜血淋漓，展示了一幅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学生、家长、教师备受煎熬的炼狱图。曲兰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干脆把笔尖点在是个人就会关心的“钱”上，把个怎么挣钱、怎么管钱、怎么花钱的事写得既熟稔老到，又意趣盎然，让人从中领悟了理财不仅是理钱，更是对生命、对幸福人生的管理。像这种与百姓生活零距离的写作，想不讨好读者都不行。而抨击邪恶、揭露阴暗更是受欢迎的传统报告文学题材。2005年的长、中、短此类创作都有不俗的阅读率。业余作者陆有军的《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虽然在文本上离精品尚有较大差距，但因其细节的真实和丰富，使马德这个被众多媒体曝光为一种“贪官”符号的抽象概念，又回归为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鲜活实体，由此把这篇长达7万字的并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品推向了热读。由于十数家晚报、网络等媒体竞相转载，原发的《报告文学》杂志虽然加印数千册，最后依然形成挖仓翻底、一册难求的局面。杂志社编辑惊愕之余，不禁深深感悟，报告文学面对全媒时代的挤压环境，仍有可发挥优势的创作空间：视角、表述方式、事实材料的拥有。

 揭示社会生活人物事件的本真面目，还历史的清白形象，是当今读者亲近纪实性写作最强烈的诉求原因。2005年的几部作品便是以此见长而受到推崇。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可说是本年度精确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上上品。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在国内众多主流媒体上炒得沸反盈天。那场多少带有点先入为主、想当然味道的喧闹归于平静后，尘埃落定的事件本相便浮现出它的耐人寻味和反思的价值。作者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为这个事件营造的“荒诞”定性所左右，颇有见地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农民对手中选票的价值与分量的认知正逐渐由懵懂到清晰，可喜可慰。该作品出自一个政府公务员和大学教师之手，驾驭讲故事与抒思想之辩证关系的能力令人惊叹。尤其对“竞选村官”全过程的描绘段落，现场感和灵动感的自然交融，着实给人极大的阅读快感，这一段落最终被几种“年选”本不约而同地收入一点也不奇怪。作为典型的以“报告”为主旨的佳作，当属老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的长篇《100个理由》。关于这部作品，几位著名学者的评语给予了基本准确的定位：“许多写抗日战争的书，也包括最近央视的一系列节目，让我们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战争的伤痛和残忍之上。胡平的书却引领我们的目光进一步深入到日本人的心灵、日本的民族性、中日文化差异等深层结构之中，一起去探求人类悲剧出现的最深层原因。这对于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罪性，避免悲剧的重演是更加重要的。”（著名经济学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胡平的《100个理由》，即充满激愤，又富有理性，是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组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关于日本，我们有几千种解读的方式，但哪一种更准确？关于中日关系，我们开过上千种药方，但哪一种可以药到病除？胡平的这本书，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把接近真相的钥匙。”（香港《凤凰周刊》杂志执行主编、著名图书策划人师永刚）。另有两部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义上不那么正宗，但在“忠实的记录”这一体现纪实写作本质要素上特别出彩的作品不能不提及。其一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勇著）。此书以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1949年为背景，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14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观察真实地记录了55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考……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成功之旅。其二是老鬼的新作《母亲杨沫》。准确地说这应是一本传记，它在读书界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于作者以“真实得近乎冰冷”的笔调，还母亲以最接近本真的面貌，从而传递对母亲刻骨铭心的追念。这种对颠覆“温馨”“柔怀”的表达，并没有结论为“冷酷的背叛”，而是一种泣血之爱的体验。200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大批报告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题材的纪实作品热出热销，读者看重的正是这些作品对历史的尊重，对公正的诚实。“真诚”地抒写，是考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具备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素质的重要标准，也是报告文学创作拓展生存空间、维系生命力的制胜法宝。

 3、“报告”与“文学”的命题

 先讲两件事，一是2005年10月间，《南方周末》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为《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举办新闻特稿作品研讨会。在这个纯粹新闻专业的研讨会上，给南香红的作品定位于“开创了新闻写作的一个崭新领域”。依笔者之见，南香红的《边走边唱》、《两个男人的二十年》、《最后的野马》等作品，就其选材的独特视点，细节素材的扎实与丰富，行文的舒畅与优美，是地道的报告文学短篇佳作。但在研讨会上，一位报纸副主编言之灼灼地把南香红的作品定论为“绝不是报告文学，而是新闻”。报告文学在这个研讨会上的位置，似乎有些滑稽。第二件事，《报告文学》杂志2005年5月以特刊形式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作者张庆洲花了7年的采访时间，在作品中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隐藏多年的事实真相，于是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竞相报道，读者阅读踊跃。但在刊发此作的编辑看来，《唐山警示录》的热闹，来源于它的揭秘性的信息传达。就其作品本身衡量，在结构、语言、选材等要素上，留存了大量的缺憾。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文本，它的“报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说这两件事的目的，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牵出了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一个关键命题——“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有幸的是，《文艺报》记者曾祥书就此命题做了一次专访，一些报告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均表达了对这一命题的强烈关注。他们的观点已形成了2005年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一次有价值的讨论。讨论基本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不会长久。

 评论家阎纲认为，报告文学的阅读过程是审美的过程，报告文学的属性是文学，是迫切的人文关怀，是人性人情的新深度，是心灵的抚慰和超越，是让人在美学享受中受到感染的文学形式。

 评论家缪俊杰认为，片面强调报告文学的“报告性”而排斥“文学性”是不恰当的。茅盾先生早年写过《关于“报告文学”》一文，提出报告文学“必须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刻画”的观点，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的一些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等都是既重视“报告性”，又注意“文学性”的优秀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新时期以来，徐迟、黄宗英等一批老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都重视报告性和文学性的有机融合。问题出在，有人片面理解茅盾的话，以小说的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提出可以用“虚构”、“想像”等危害报告文学的生命——“真实性”的偏颇观点，从而导致了一部分作品虚构、失实的倾向。而另外有些人则“矫枉过正”，忽略甚至排除它的文学性，把报告文学同纪实文学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有人把缺乏文学性的记人、记事文章，传记、游记、日记，甚至工作回忆录和村史、厂史之类东西都称为报告文学。这不仅使报告文学“泛化”了，而且降低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学门类的品格。在当下许多报告文学作者忽视“文学性”的时候，应该大声疾呼：重视它的文学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是虚弱的，不会长久的。

 二是在认识和感受报告文学文学表现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按虚构文学的标准和要素来衡量报告文学。

 评论家李炳银认为，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学表现力、生动形象性确实有弱化的趋向，作家的文体自觉性显然大都不很强。很多作家只是满足于对事实和对象的机械描述，过多地受制于真实性而忽略了对真实对象的主观把握和文学艺术的表现。但我也认为，在认识和感受报告文学文学表现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报告文学自身的特性和可能，千万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按虚构文学的标准、要素来衡量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构成，需要结合其自身特性用一种开阔的胸襟来理解和解释。报告文学是一种大于文学的文学体裁，它的价值作用和接近社会读者的方式不仅仅是文学表达的一种途径。它的现实性与力度、思想认识深度、超前的意识和理想精神、使命感、忧患情怀和人文自觉等，都会在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接触报告中分别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冲击和触动。因此，企图把报告文学引向单纯、单一文学表现性的努力，终究不会成功。

 评论家马相武认为，我们观察报告文学既要把它当文学看，也要把它当作非文学看。社会需要，读者需要，传统优势，都要求报告文学去与之相适应，去塑造自身。

 三是部分报告文学作者文学修养亟待提高，不能只会“报告”这一手。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认为，造成报告文学只有“报告”缺少“文学”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作者对已有的材料不能按文学艺术创作要求进行取舍、加工、提炼等精细处理。其次是一些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报告文学文体，对这种体裁缺乏基本理解和认识。毫无疑问，报告文学要有报告内容，即作品的信息量、辐射面等必要的“报告”，但只有这些“报告”内容还不行，必须会作“报告”。要注意“报告”的对象、时机、侧重点和“报告”的深度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能够体现文学性、也能够说明“报告”性的最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原因是现在不少作品是在某些单位、部门和某个领导意图下所产生的，这些作品往往是有人出钱、又有具体创作要求和目的，既要照顾到张三李四，又要考虑到“左邻右舍”，所以不可避免地加给作品更多的“报告”。

 报告文学作家王霞认为，目前，报告文学中“报告”多而“文学”少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理解的偏差。这种偏差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体性质的误解，以为读者仅需要了解事实和事件而忽视了它的文学功能。二是作者驾驭能力的欠缺。主张写报告文学的作者首先要去学习写小说，回过头来再写报告文学。而我们很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从写通讯转到写报告文学的，这就免不了把这种文体当成通讯或是总结采写，就免不了简单地“报告”了。三是作者缺乏必要的文学修养，只会“报告”这一手，更有甚者用材料来拼文章，当文章写出来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属哪类文体，最后戴上“报告文学”这个帽。

 近年来，虽然报告文学作者队伍越来越大，但有文学性能使读者读下去并“买单”的作品却越来越少。评论家王晖认为，当前报告文学引起读者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文学性差，而文学性差的报告文学多是非作家的作品，一批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贴金文学”、“马屁文学”，在部分理论家的呵护下昂首挺胸地迈进了报告文学的作品大堂。

 “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实际是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应深及源头加以探究的命门课题。正视报告文学创作的现时状态，下工夫做些针对创作有先导意义的实质性研究，比始终纠缠在大而化的定义和口号中要有意义得多。

 4、抑长扬短的呼吁

 2005年11月，第四届“正泰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审表彰大会如期举行。这项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公司联合举办的评选活动，已然是一年一度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成就的大检阅。这届评选获奖作品分别是：长篇，《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生存与毁灭》（李林缨）、《只有一个孩子》（杨晓升）、《苦婚》（涂俏）；中短篇，《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用胸膛行走西藏》（党益民）、《特别关注：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罗盘）、《永远的红树林》（何建明）、《大爱无言》（马文科）。从获奖的篇目看，至少可以看出评选者的两种诉求：一是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审视和忧患的表达，改变报告文学创作中纯粹历史的表现和资料汇编、求异猎奇式作品过多的状况；二是引导作家追求精、短报告文学的创作，从此次获奖作品中短篇占上风可见一斑。

 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张锲先生，在这届表彰大会上的发言中，更着重于对报告文学创作中抑长扬短的呼吁。这也是近两年许多报告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两位专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王晖和孟晓原对此有一段颇具见地的对话，对报告文学“长”盛“短”缺的现象做了一番十分中肯且很有价值的“报告”。王晖认为：“‘长风日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不利于报告文学制式的多元化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短篇作品的写作。与之相呼应的是，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了‘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涌现出《今生无悔》（朱金平）、《忠诚》（黄传会）、《台湾媳妇老兵妻》（萨仁图娅）等不少优秀作品。刘茵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砸车奇遇》，我觉得是一篇颇具新意、巧思、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实，从文体建构上来说，短篇制式的报告文学看似易写其实难工，它对作家的思维能力、综合提炼能力以及简洁而生动的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来堪称经典的报告文学中，短篇制式不在少数。我赞同这样的倡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式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对当下粗制滥造、追求金钱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败坏报告文学声名的反省与批评，代表着对精品创作的褒扬和鼓励。在一定的意义上，应该把这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的‘注水’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有些题材是否有必要以书的规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题’长做了？利益驱动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导精短报告文学‘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就绝不是危言耸听了。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体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刘茵的《砸车奇遇》我读了，感受同样。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精短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

 在报告文学评奖过程中不约而同出现的这些声音，反映了报告文学界对于现状中的问题的自知与自省。相信通过创作与批评的这种积极互动，报告文学能够在扬长避短的努力中再获新的进取与新的发展。（本章执笔吴双，《报告文学》主编）

（本文摘自《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