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以来，文学的论争和文坛的事件，较之过去，数量依然有增无减，但分量与影响似乎都在不断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念的个性化日益凸显，并愿以争鸣和论辩的方式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又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氛围进一步走向宽容与宽松，种种争论都多限于一定的范围，表现得越来越“圈子化”。这便造成了有关文学话题的种种论争，既相当纷繁、比较显见，又都分量不重、影响不大的基本情形。

 还有一个倾向是，随着网络等新的媒体形式的日见兴盛和广为普及，以及它们对文学活动的不断介入和“新”“老”媒介的互动，一些文学论争借助于网络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而且与网络相关的文坛话题也进入了论争与事件的范畴，这在传统的观点看来，似乎是文学走向“边缘化”甚至进而式微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文学借助新的媒介形式，使其的生存与继续“衍化”与影响更加“泛化”。

 发生在2005年间的以下四个“热点”与“焦点”话题，便带有这样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新变的诸种特点。

 1、“精神沙化”问题争论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是年初发生于文坛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如何看待当下文化现状以及知识文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不同看法与取向的交锋与碰撞。有人在意义的层面上，把它与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相提并论，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化的观点面对当下现实的有感而发与不同看法的不期而遇。

 事情的起因，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05年1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指出：“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混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这篇随笔性的论文，显然既体现了张炜对当下文化状况的自我评判，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愤然批判。随后，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该刊以《关于〈精神的背景〉的反响》为题，发表了《严峰的意见》、《毛尖的意见》，以及主编陈思和书信式的点评。在《上海文学》为《精神的背景》召集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陈思和就此指出：“一如1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参加座谈的其他上海批评家也大都对张炜的文章表示肯定，并把它与1993年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在一起。只有毛尖表示了她的质疑，她不赞同张炜对商业文化的批评，举证香港商业文化有很迷离很迷人的地方，也有自我批判的地方。她也不同意张炜对“精神沙化”的观察，她说：“去问年轻一点的孩子，肯定会说现在是很激动人心的年代，会有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里表达的那种快乐。为什么在孩子们看来叫人兴奋的年代，在张炜笔下却那么沮丧？是不是张炜自己对当代生活的加入还是不够？或者说，他首先拒绝了当下？”

 张炜的文章尤其是《上海文学》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和褒扬性举动，首先引起了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强烈反感，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表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的网络论坛。之后，看到《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的相关座谈，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文章，既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也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他指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他诘问道：“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换言之，你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能提出证据A、B、C、D，那我的断言就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检验方法，可是你回避了。”“每一种描述或预测的陈述都是一种假设，它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加以确证或使它无效的。作为一种假设，它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概然性，但绝不是确定无疑的。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他认为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中，他就此指出：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确实看到了张炜在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不具备”。当然由于还存在着现实规约和心照不宣的语言谨慎（我希望是这样），或许使张炜难以逾越这些界线（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如果他清楚这一点，就更不适合在“不能充分言说”的背景下，来自由地讨论今日之“精神的背景”！

 因为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上也发了文章，山西作家李锐看到张炜文章后，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由此他认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这不妨作为张炜个人的文学追求，他甚至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极端。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3000多万元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真正的道德从来都不是在口头上和书本上确立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我这样说不是苛求，而是按照张炜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来衡量的，是按照大师的境界来要求的。或者说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道德宣喻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呼吁的。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一些文坛人士的兴趣。如广东学者林贤治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他指出：“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作家刘继明则表明了支持张炜的明确态度，他认为张炜的文章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吴亮文章和那个“小众茶园”充斥着一派“拥吴倒张”和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气氛，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大有将张炜掀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逼人气势，毫无冷静的理性辨析氛围。尽管吴亮的文章引用的尽是些哲学大家的名句，但仅从那种故弄玄虚的做派，照例像他以往那样文辞华丽，富于蛊惑力，虽然他声称从“方法和逻辑”入手，通篇却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成见，热衷于吹毛求疵、断章取义，且的确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恶语伤人，实在有失厚道。在这场争论中起了穿针引线作用的作家陈村，在接受访谈中说道：张炜既然有话要说，写出来很好。我相信许多人是同意张炜的，这使得吴亮的批评更有意义。陈思和把它发出来也很好。张炜很真诚，不光有文才，还有济世之心，为我所不及。至于他具体的论述，因我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又张炜的私友的身份奉劝张炜：小说家可能还是多写小说更好。

 2、名家遭遇“谑评”几例

 “谑评”有别于“酷评”，是指那种以戏谑的态度、诙谐的文笔，对某些对象所进行的批评，有点类乎于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不同于“正说”的“戏说”。这种批评在意蕴上虽依然不失其严厉，但由于外在表述上的寓刚于柔、谑浪笑敖，批评中有意藏匿了怒气与火气，而更多地表现出夹杂在顽皮与俏皮中的机智与机敏。它旨在于嘲讽与挖苦之中揭示所批对象的问题所在，因而读来有趣而痛快，常常给人以特殊的阅读感受。

 2005年间，有关“谑评”的批评文章，主要表现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这份原以文学的理论批评为主的刊物，近年来已渐渐演变成为以刊载各种文学随笔、杂感为主，尤其是以各种争鸣甚至是“抬杠”的文章见长的杂志。2005年的《文学自由谈》既发表了一些青年学者对文坛名家的“谑评”性文章，又对发在自家刊物上名家文章进行了“谑评”性的“反弹”。可以说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谑评”风潮。此后，在《山西文学》等刊物，也有此类“谑评”性文章间或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连结起来，便使得“谑评”在2005年的文坛格外惹人眼目。

 这里首先要说到《文学自由谈》的“常客”韩石山。作家韩石山自从由写小说改为搞批评之后，名声比过去大了许多，也响了很多，并赢得了不少文学读者的喜爱；因此而明显受益的，还有他主编的《山西文学》，据说受欢迎的程度也直线上升。韩石山一般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只要是自己觉着不对劲和不对味的，就放胆陈言，直批不讳，而且嬉笑怒骂，不一而足。他总是把老成与老辣、尖锐与尖刻交融于一起；他的批评总是既要打到痛处又要挠到痒处，常常让你哭笑不得，爱恨交加。这样的批评无疑属于典型的“谑评”。在2005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上，韩石山写了篇《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细述了自己的一个烦心遭际，那就是书海出版社即将一次推出他的三本评论集子，当他“心情好到极点”时，“惩罚就来了”：“有人发现书中有政治问题”，“还真的查出不少问题”；而后修改没完没了，出版遥遥无期；因而，“心中郁闷难以排遣”的韩石山，由钱钟书的“大作家在那边”的话题说起，感叹自己“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还在这边”，并反问“我怎么总渡不到那边？”文章在诉苦衷、发牢骚之余，也捎带着对出版方在严苛审稿中对自己不信任、不放心的批评与讽喻。在第2期《文学自由谈》上，他又写了《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一文。此文由各省、市、区的作家组织在宣传自己的作家和创作时，竞相言必称“军”和以“军”自诩，以及爱用诸如“晋军崛起”、“陕军东征”、“豫军突围”、“滇军北伐”、“琼军初见端倪”、“宁军正在形成”等军事术语喻比文学创作行为与现象，把人们习焉不察的怪异现象用梳理的方式显现出来。在他的描述之下，好像全国大部分省、区的作家都“入了伍”了，称了“军”了。这种情形如果是个别现象，还有情可原，而成为了一种竞相效仿和比照的普遍现象，便不能不人觉着存有某种荒诞性。应该说，韩石山的眼光很“贼”，确实发现了别人没有注意的现象；但有关“军”的种种称谓，是否真的发展到了“军事建制”的地步，而且必须要予以“粉碎”，这就是韩石山在用他的逻辑推演和批评处理，把说法当成了事实，又把事实做了夸大。但在“平庸的作家喜欢这种军事建制”，“各地作家机构领导喜欢这一套”的评说里，韩石山道出了他真正想说的话，而这也触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和反思的问题。

 而同一期《文学自由谈》上，孙德逊针对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文章所作的《你想渡到哪边去？》一文，也称得上是一篇“以治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的“谑评”。这篇文章，针对上一期的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孙德逊用一种认真又较劲的劲头，并站在一般读者的角度看取韩石山，觉得韩石山“文坛风流，官场得意”，“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神经过敏，尤其是冠上‘政治问题’这四个字”。文章在看似苦口婆心中又锋芒毕露，如针对韩石山的“我也是个老党员、老作家啦，怎么就这么不懂政策，就这么没有政治头脑，怎么就这么胡说八道，就这么成心要跟党的政策唱反调？”的自问，孙文反诘道：“请问韩先生，你怎么就不能犯错呢？看他都把自己当成‘真理’了！”应该说，因为角度不同，两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准焦点，但孙文也仿学韩石山批评别人的狠劲和辣味，用尽了挖苦的字眼和嘲讽的口气，文章写得诙谐而辛辣，调侃而犀利，读来也甚为有趣和有味。这篇檄文与其说是旨在批评韩石山，不如说是重在表现作者自己。但却说明善于刻薄批评的，除了韩石山，也还大有人在。

 接下来要说到的两起“谑评”，作者都是评坛新秀，又是学界女将，且都为李姓：一位是李美皆，一位是李梦。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1期上发过《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在该刊第2期上发过《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两文虽然时有调侃性文字，但整体来看还都是严气正性的评论。而她在《文学自由谈》第3期上发表的《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一文，行文洒脱不羁，论说多有嘲意，“谑评”的诸般特点都表露无遗。此文从王小波的“生前寂寞”和“死后繁荣”的反差入手，通过论说“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的截然不同，最终把话题落到李银河对“王小波现象”的“炒作”的得失上。文章先描述道：“自王小波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就没有消停过，给人一种王小波的灵堂迄今未撤的感觉”；而后又从“个人的怀念”如何变成“集体的怀念”，“神话”如何变成“童话”的经过，指出“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而“李银河被自己神话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是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说到一个时期以来对王小波的种种纪念，她不无调侃又及其形象地指出，“已经运动化了，已经变成一波一波‘向王小波同志学习’，‘向王小波同志致敬’的运动。”她认为，这不仅是越过了“鸡蛋”“盯住‘老母鸡’不放，而且还搞得鸡毛乱飞”。文章既在亦庄亦谐的语调之中，包裹着犀利的批评锋芒，又在不时地重复“可怜的王小波”的慨叹中，表达了对本色的王小波的真正同情。

 李梦在《文学自由谈》上的首次亮相，是对该刊第3期上梅疾愚的《被迫过着很有“学问”的生活》一文的反批评，那主要是她作为当事人对某些问题的澄清和对某些说法的回应。她的第二次亮相，是针对韩石山发于《文学自由谈》第5期的《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一文，在第6期发表的《关于“小说”的请教》一文。文章几乎全用评中见讥、批中含讽的文笔，一路娓娓道来，犀利与戏谑联袂而至，幽默与尖刻相随相伴，读来好像是文学形式的“二人转”一般。文章把韩石山不叫韩老师，而是称作为“韩师傅”。论到韩石山低估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随口提到曾鄙薄过鲁迅作品的王朔时说，“这丫的曾把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作为鲁迅不配作家称号的口实，王朔这么说，既符合他的身份，也够得上这种资格。人家自称‘流氓’，无知者无畏。”“韩师傅是有知识的，大小不济还有点头衔，倘若无知，上对不起组织，下对不起职员。”接着，李文依次就韩文提到的鲁迅小说因“借鉴魏晋小说笔法”，“不宜入选”，《社戏》、《故乡》“像散文不像小说”等问题，逐一予以批驳，提到韩文对《阿Q正传》的“说到怎样的深刻，怕都是评论者的附会，难说就是阅读者的体味”的说法时，李梦几乎是疾言厉色中夹棍带棒了：“韩师傅把把评论者看得忒牛X了，把阅读着看得也忒傻X了。”“阿Q红火了几十年，靠得还是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文章虽然“依着韩师傅的路数”，但又显然更见戏谑的功夫与淋漓的内力。

 “谑评”的逐渐兴起，使得文学批评更显生动与活泼，也表明了文学批评还大有拓展的余地与空间。但这样的批评，也向有关各方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于批评者来说，如何做到分寸得当，谑而不虐；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如何做到坦然承受，虚怀若谷；对于一般阅读者来说，如何做到把握其要，领会其妙，这都还需要在面对中适应，在适应中修炼，在修炼中提高。从根本上说，“谑评”在现时的出现，已经是各个方面调整自我的精神成果，从更大的方面说，它可能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在走向相对宽松和更具弹性之境界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反映。

 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

 作家刘心武介入《红楼梦》的研究，已有十数年的时间了，将兴趣集中于秦可卿这个人物身上，也始于1992年撰写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卑微》一文，但一直都没有引起什么应有的关注。约在两年前，刘心武以《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宣告推出红学的最新分支——“秦学”；2005年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播出。讲座栏目中的“揭秘”二字，刘心武演讲中的“悬疑式”的话语方式，都引起了读者与观众的极大兴趣。之后，刘心武将讲稿经修订补充后结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与讲座同名的文字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该书面世后，很快窜升至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的前列。由此，刘心武与他的“揭秘《红楼梦》”走向了文化前台和读者大众，成为2005年间文化文学领域里持续不衰的一个热点。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用探佚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另行开立了一个“红学”的分支——“秦学”。用他的话说：“我主要就是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她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小说写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生活当中的原型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年代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他认为首先可以看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第二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心理。他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红学界无人提起的很多新观点。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的女儿；秦可卿临终留下的“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中的“三春”不是指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的那些牌令，特别是“日月双悬照乾坤”一句，实际上是暗示把曹家牵连进去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下场的“弘皙逆案”等等。由此，他还认为，《红楼梦》一书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反封建、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或者是写奴隶反抗，尽管这些元素在书里都有，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难，也超越了个人得失，进入到了一种最了不起的对人的生存、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在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视的个体生命树碑立传中，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有权利过一种诗意生活的无限肯定。

 对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的最早批评，来自于2005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吴祚来在博客上发表的《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堕落》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是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超越文学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种学术无聊，是一种精神上的“包二奶”。随后，一些红学家陆续发表了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系列批评意见。重要的批评主要有：刊发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的《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刊发于《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的《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史学需要“证”而不事“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以及红学家冯文彬、周思源等受访于一些媒体就此发表的批评性看法。

    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上，冯其庸在《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红楼梦》的讲解，不是“红学”，也不是“红外学”。认为他自称的所谓“秦学”，或者别人说的“红外学”，充其量只能说是“红外乱谈”。《红楼梦》以外当然有许多学问，但是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胡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他举例说道：刘心武把秦可卿做棺才用的樯木说得天花乱坠，可是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一种木头叫樯木，樯就是船上桅杆。不能把《红楼梦》中一些夸张的东西当作事实，甚至一本正经地当学问研究，这是非常可笑的。《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找《红楼梦》猜谜就找错了。李希凡在《〈红楼梦〉是小说》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秦学”，是他自己猜出来的。而且那些猜测实在太离谱了。就算曹家有个公主藏在那里，小说里写的秦可卿是一个育婴堂出来的孤女，怎么考证出她是个公主的？况且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很早就死了，涉及她的篇幅非常有限。这样猜谜猜得太远了，应该说《红楼梦》研究里这样的学风还是少一点的好。张庆善在《“秦学”是新索隐》的访谈中说，刘心武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鲜。他研究的方法在红学史上早被学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索隐的方法。但是刘心武的索隐方法和历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的方法还有些不同，就是前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全凭主观臆测。比如刘心武的“秦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但如果人们要问刘心武先生，这方面有什么文献记载证明吗？完全没有。那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是刘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来的。事实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送给了别人的女儿，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史料记载，这完全是刘心武的杜撰。从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出的那么多“秦学”的内容，他所创建的“秦学”能靠得住吗？他认为，刘心武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他不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而是搞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三位红学专家在访谈中，均对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央电视台播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冯其庸），把“学术讲坛变成了娱乐台”（李希凡），“是一种很不负责任、很不严肃的行为”（张庆善）。

 在《艺术评论》第10期上，蔡义江指出，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但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蔡义江明确表示，《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孙玉明则指出刘心武研究的几大误区所在，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第二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第三是治学不严。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那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张书才从史学的角度说道：清朝太子间的争夺完全是宗室的内部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这个案子。根据宫廷里的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里做事。把曹家说成是“太子党”乃无稽之谈。而“新索隐派”的逻辑混乱就在于，他们把曹家想当然地跟“弘皙谋逆”扯上关系，然后说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弘皙之妹，也就是废太子之女，是为了政治避难进了曹府成了童养媳。太子之女可能去到包衣奴才家当童养媳吗？这首先在道理上就说不通。那么从历史材料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室宗谱是记儿不记女的，又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太子有这么一个女儿呢？所以这一层一层的逻辑在刘心武那里都是不对的。胡文彬认为，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他说“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这就是误导，学术的东西是这样猜谜的吗？如果12亿人都这么猜谜，那一个谜面就该解答出12亿个谜底，这可能吗？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很多啊，比如有《职场红楼梦》等等，作者不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只说自己是戏说，那就无可厚非。

 对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网络媒介一直跟踪热炒，甚至以一些夸大其词的说法来惹人眼目。如新华网以《刘心武“忽悠”〈红楼梦〉红学界拔刀欲“群殴”？》，人民网以《刘心武“生编硬造”红学家群起抡大棒》，网易以《红学家们“群殴”刘心武为哪般？》为题做了大篇幅的文化专题，还有人将这一场论战定义为“草根学术”和“官方话语”的对垒。在新浪网推出的“您如何看待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网上调查中，１７３８５位投票者中，近八成投票者认为刘心武“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作家邱华栋、批评家朱大可等众多文学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挺刘”。刘心武对来自红学家的各种批评也通过一些媒介予以回应，针对有的红学家的“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和“不该到中央电视台开讲座”的批评，刘心武认为，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胸襟。面对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苟同别人的见解。他表示，他一再申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都是对的，更没有让听众和读者都来认同他的观点，他只是很乐于把自己的这些心得，公布出来与红迷们分享，并欢迎批评指正。他还表示：我的《红楼梦》研究得到了红学界老前辈周汝昌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周汝昌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与我并不一致，但对我却十分支持，我希望多一点像周汝昌前辈这样的红学大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民间的“红学票友”。同为作家也在研究《红楼梦》的王蒙在答记者问时，把刘解说红楼归为“猜谜派”。他称自己曾看过刘心武写秦可卿的一章。他说：“我觉得他的讲法自成一家，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他又指出，现在的“红楼考证”，是猜测多，证据少。《红楼梦》本来的故事很吸引人，作者留下的头绪太多，人物太多，给后来的阅读留下了极多的空白。本来，填补空白是阅读中最大的诱惑和乐趣。我个人认为，刘心武为我们阅读找出了一个空白，比如元妃之死、秦可卿的病，对这些个问题的解释，对刘心武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万事都有分寸，一旦考证、解释得过于凿实，就容易引起别人攻击、引来嘲笑、引发许多的非议。所以，“猜谜是有条件的，揭秘要适可而止”。无论是“猜谜说”也好，“本事说”也罢，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备其一格、自成一家、自圆其说。

 4、文化名人纷纷开设“博客”

 什么是“博客”，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中国最早介入“博客”创业的方兴东的说法是：“博客”（Blog或Weblog）一词源于“Web Log（网络日志）”的缩写，是一种十分简易的傻瓜化个人信息发布方式。让任何人都可以像免费电子邮件的注册、写作和发送一样，完成个人网页的创建、发布和更新。如果把论坛（BBS）比喻为开放的广场，那么博客就是你的开放的私人房间。可以充分利用超文本链接、网络互动、动态更新的特点，在你“不停息的网上航行”中，精选并链接全球互联网中最有价值的信息、知识与资源；也可以将你个人工作过程、生活故事、思想历程、闪现的灵感等及时记录和发布，发挥个人无限的表达力；更可以以文会友，结识和汇聚朋友，进行深度交流沟通。

 2002年6月，中文网络第一博客网站——博客中国(wwwblogchina.com)，正式诞生。2003年6月，木子美的性爱日记在网络惊骇出世。也因此，很多中国人首次接触到“博客”这个新名词。随着名人纷纷加入，眼下，博客人气直线上升。目前，内地有博客网、天涯博客、网易博客、搜狐博客等数十个同类知名网站。就在200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不长的时间里，先后有搜狐网的“首届中国博客大赛”的博客大赛，新浪网的“首届全球中文博客大奖赛”，博客网的“2005年中国网络传播学院奖第二届全球中文博客大赛”相继举行。据介绍，在内地1亿多网民中，经常玩“博客”的近1000万。

 2005年10月，新浪推出大量文化名人博客而名声大噪，余华、刘震云、余秋雨、郭敬明、吴小莉、徐静蕾、张海迪、潘石屹等超过100人已被招致麾下。而据新浪网总编辑透露，名人博客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中，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等中国电影导演大腕的博客年内将开通。建立中国第一家博客网站的方兴东感叹：名人的大量加入，最大贡献就是帮助推动博客主流化，从过去的木子美过渡到余华、张海迪、潘石屹等，“博客发展在中国将揭开新的一页”。这些“名人博客”的登场，也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有人甚至认为这样的行为有违博客的草根精神，已不能称之为博客。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博客一路飙升的点击率，其中有一些不到一个月点击率就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尽管有不少网民对其中一些博客的真实与真诚表示怀疑，但博客显然已成为读者与作家“亲密接触”的一个新阵地，同时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作家本人。

 第一个在新浪开博客的作家余华，两个月内他的博客点击率超过13万次，其中一篇《一个作家的力量》，一周左右点击率超过1万次，读者评论有80多篇，这让余华觉得十分过瘾，他感叹说：书能一下卖这么多吗？余华对自己的博客比较认真，甚至有点激动和痴迷，他经常在博客上与读者进行交流，甚至开了互动栏目。他的博客中最受欢迎的是“篝火论坛”栏目，目前论坛正在就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莫言的《虚伪的文学》两篇文章展开讨论。

    一个网友在余华的博客上留言：“没想到可以和您这样接近。原始人围坐在篝火旁，能讲故事的人是他们的生活中心，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讲述者的魅力他们可以亲切地感受，而网络时代，我们有了这种方式。”余华回答：“我写了20多年小说了，今天看了你的留言，才知道自己是围坐在篝火旁能讲故事的那个人。这是我得到的最高评价，读者和作者的友谊是最长久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友谊最单纯。在生活中，我只和一些熟悉的人打交道；在博客上，我开始学会和陌生人交往。网络让我们坐在了一起，虽然我们互不相识，可是我们中间有篝火，大家互相尊重，这是前提，这样我们才能坐到天亮，否则日出前就不欢而散。”上海某媒体还为此专门开设“篝火长谈”栏目，从余华的博客上选择一些文章段落和网友的评论留言。

 张海迪的博客叫“布劳格”，这是她自己根据英文“blog”取的中文译名。她解释说，“布劳格”是一个自己的小屋，你可以把它建在任何地方，天之涯海之角，只要有网络就能随时进去。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布置它、装饰它，这间屋子可以让你尽情发挥创造的想像力。其实，在张海迪的心目中，“‘布劳格’更像一个充满真诚和善良的花园，而不是恶意炒作的灰烬。”带着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愿望，她很快地适应了博客这个新的阵地，并毫不掩饰自己对“布劳格”的喜爱：我喜欢我的布劳格，它如同我的纸和笔，只要有时间，我就写下去，将来人们也许会看到一本有趣的《我与布劳格》呢。张海迪在病痛中不放弃自己的故事，曾鼓舞了很多年轻人，至今她的博客仍有这样的感染力。一位名叫海底的女孩给张海迪讲述了自己不幸的故事，她留言说：“不幸，有时出现在身体上，有时在心灵里，我们都没有倒下，看到您，也看到了我自己。”张海迪的“布劳格”充满年轻的气息，她甚至在上面贴出了自家客厅的照片，如果有人夸她家装得漂亮，她会很高兴。

 叶永烈写博客不到一个月，就发现玩博客不容易。他说，建立博客个人网页之后，我既当作者，又当编辑，既要写文章，又要配照片。网页要经常更新，管理好一个网页，也不容易。他的辛苦得到了网友的热情回报，他的博客开出16天，点击率超过8万次，每天的平均点击率超过5千次；平均每天收到评论11篇，留言4条，这在新浪博客网上，算是相当高的。叶永烈在博客上表示，不能以点击率论英雄。他说，点击率高，表明众多网友关注你的网页，当然是好事；点击率不高，不免有冷清感，但也不必太在意。博客是锻炼写作能力、提高表达能力、倾诉自我、寻找知音的好场所。就这个意义上讲，坚持博客，就是胜利，就是进步，就是成功，就是博客的本质。

 以“个人化写作”特立独行于中国文坛的陈染，不习惯贴近人群，在接到新浪开博客的邀请后，迟迟不敢答应，她后来在自己的第一篇博客中解释道，这“一方面源于我对网络的生疏；另一方面源于我对于贴近人群的紧张感，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至于为什么开博客呢，陈染说：“人自身经常是矛盾的，既需要与他人交流的温暖，又需要独处的心的自由。经过一番思量，我觉得在这里也许可以同时实现‘交流’与‘独处’。”陈染的博客比较简单，却写得十分认真。推出后，立即得到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个月不到，点击率超过6万次。

 如今，开博客的作家越来越多，浏览他们的博客，可看到作家更为真实的一面。冯骥才在博客上向读者表示，每周作2~3次的更新计划，内容包括他的散文、小说以及自己的行踪，他说，相对书本读者，博客的读者让他感到更加神奇和神秘。刘震云的博客开篇就说，我不懂博客，他把自己的博客定位为“文集”，每天出现一章《温故一九四二》。郭敬明的博客多为他的生活照和生活小记。韩寒的博客是近两天的赛车照片以及比赛心情。海岩的博客完全成了他的新作、新剧的宣传阵地，新剧男女演员的照片，还有自己养的宠物的照片……

    名人博客能坚持多久呢？不少人心存疑虑。作家队伍里的超级网虫、创建榕树下原创文学网站的著名作家陈村就说，“余华开博客是没必要的！”“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护，不更新就没有人去看，所以他做不长的！”陈村透露，他曾苦口劝余华：放着《兄弟》下半部不好好改，弄什么博客呢？而余华则表示，博客是每天要坚持上去的。

 陈村对名人博客的前景不很看好，“名人博客以后前途难料，以前名人个人主页也很火，博客其实就是一个傻瓜型的个人主页。”陈村认为，blogger都是一个小国之君，抛开性和政治之后，应该是很小众的事情，主要用于朋友之间的交流。“如果博客漫山遍野，就难以复苏。”另外，“博客管理非常棘手，博客跟论坛不一样，论坛很多人集中，几个版主就可以管理，而博客更像打游击，你不知道它会从哪里冒出来，因此管理非常困难。”“名人是最脆弱的，而网络是绝对公开的；名人需要包起来，不可能赤裸裸的，而这是需要成本的，他们不可能像芙蓉姐姐那样‘坚强’。”因此，陈村对新兴的名人博客并不看好，他甚至预言：半年之内，这些名人博客都要“黄”掉，尽管网站殷勤维护，但名人的时间和精力不济是关键！

    虽然有人怀疑，有人观望，但更多的人却持乐观和欢迎态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刘震云、余华了,这是件天大的好事。”最高兴的是那些读者了,他们发现自己可以直接与自己喜欢的作家对话,进行互动交流,这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博客，已在悄悄改变着作家、读者和我们的生活。（本章执笔白烨，文中第四小节引用了罗四瓴文章部分文字）

（本文摘自《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