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世纪之后，文学与文坛不断发生着变化，已逐步过渡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新的形态和新的格局。这种变异，从深层次上概而言之，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现行体制的两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模式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多元共存：公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走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这种体制与机制的与过去的最大不同，还可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较之过去，在文学从业者的、文学生产者等方面，成分构成上越来越趋于民间化，手段上越来越趋于商业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向我们日益走来。

 2005年的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与以往一样，也基本上是在两个大的学术层面上继续展开的：在它的文学批评功能方面，当代文学研究就其宏观的现象、走向与发展进行观察、捕捉与概括，就其微观的作家、作品等进行跟踪、解读与评说，基本上做到了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则就文学史写作、经典作品解读问题，以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相关的思考、梳理与探究，较前又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获得了新的进展。因为一些研讨与争论，既在纸质媒体上进行，又同时在网络媒体进行，使得一些研讨在这种互动之中显得十分活跃。

 1、“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到2005年，文学进入21世纪已有整整五年，而且越来越表现出与20世纪的文学不尽相同的形态。对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这一时段的文学，怎样命名、怎样认识和怎样评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迫切课题。

 从2000年起，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家在一些文章里，就相继提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如白烨在《文学进入新世纪》的文章、雷达在《渴望精神的飞翔——对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索》的文章里，都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和说法；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2005年间，尤其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这样一会一刊的相继研讨和遥相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在介绍这一话题的缘起时说，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与会代表们围绕“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这一总的议题，分别就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范畴与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中令人关注的重要文学现象，新世纪各种文学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白烨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审视后指出，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19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

 程光炜则在发言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对文学进程的深切关注和开阔视野。他指出，“新世纪文学五年”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文学新世纪”属于文学批评问题。他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段文学时期很有自身的特点，“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体现了对自身、对历史、对开辟文学新纪元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承诺的文学”。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坛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作家姿态还是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以往文学史的论域。新世纪文学形成尚未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缺乏明确的动力，找不到逻辑递进关系，这也造成了我们对其进行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艰难。也就是说，很难单纯地进行简单定位，建立其合法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批判立场，因为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新世纪文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景观，而不仅仅是欢欣鼓舞。

 彭定安立足精英立场，批判和反思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述的变化。第一，思想性降低，大部分作品缺乏思想上的追求。即使一些名家作品，也有令读者失望之感。第二，文学叙述不够讲究，显得匆忙、草率，调侃过多。文学阅读多追求快感。第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非文学叙述日趋发展。其中公众叙事成为一种时代命题。公众叙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公众心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文学叙事。从政界到商界、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在参与着写作。这是社会自由度增加的表现，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表现。彭定安先生最后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曾经延误了自身历史主题的实现。当下应该是一个出文学大师的时代，因为具备相应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作家作为民族文化的领唱者，应具有广阔的历史、现实视野，同时怀着乡愁返归内心，扩容文本的思想能量。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宋一苇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新世纪”命名作为一种时间的政治或时间的现代性，隐含着强烈的线性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念，它型塑着盲目乐观拥抱未来的现代性进步幻象。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掉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20世纪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性反思批判、颠覆解构的文化策略，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在他看来，新世纪文学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的未来憧憬，而应接续20世纪文学所突显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和策略，继续颠覆解构现代性所建构的种种文化幻象。20世纪，现代性作为终结之物依然坚如磐石；新世纪，后现代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陈思广对“文学新世纪”的命名也提出质疑。他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显在而鲜明的，但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21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主要表现在：（1）总体的文学发展环境自90年代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2）就作家而言，拜金主义写作、机会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风气未见削弱，作家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3）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坦诚的理性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加强。沈阳师范大学韩春燕副教授从创作主体、文本情况、读者接受等环节也对新世纪文学是否到来存疑，她认为从文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暂时还看不到文学新世纪的曙光。

 《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2期、第3期连续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发表从不同角度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共计18篇。专栏的主题语为“新世纪，新表现”。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这样说到：21世纪这5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发表的文章中，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具有较强的当代历史感。该文从20多年的中国发展角度，探讨了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的若干情况。他在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开始从原有的“现代性”历史框架中转变，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

 杨扬等人的讨论文章《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提出了新世纪的新体验和新的写作主体建构问题，并论述了诸如文学书写与传媒、性别、外国文学影响等方面在新世纪的文学变化。雷达、任东华在《新世纪文学初论——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中认为，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难免会遇到像“当代文学”概念提出时所遭遇的困窘和尴尬。在对新世纪文学的诸种新质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文学在新世纪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将维持一个基数，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通过替身，越来越大。

在《文艺争鸣》“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还有一些文章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探讨。孟繁华的《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是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苦难”主题的专题文章，并论述了苦难叙事的功能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变化。在分析了《受活》、《妇女闲聊录》、《英格力士》等小说后，作者指出“苦难”仍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韩袁红的文章《走出自己的房间》以林白的《万物花开》为例阐明新世纪女性文学的转向痕迹。而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与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则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给予《狼图腾》这一长篇小说以迥然不同的评价。李建军认为《狼图腾》实属平庸之作，只因成功的商业炒作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呼唤评论界不要因其商业上的成功而蒙蔽批评的双眼。王学谦则认为《狼图腾》以其叙事对象的陌生化、叙事技巧以及小说文体方面的独特性与当今日益都市化、日常化的文学叙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筑了自身的审美价值。针对不同文体在新世纪的新表现、新变化，王兆胜与徐敬亚做出了各自的反应与评价。王兆胜在《官员散文：希望与遗憾——谈新世纪散文创作的一种群体现象》中认为，对官员散文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十分必要。他指出：官员散文的兴起，在新世纪的散文潮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形态。而徐敬亚在回顾了近年的诗歌走向后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又重新找到了某些感觉，诗歌活动频繁，但社会功利的介入，种种需求在向诗歌招手，也使新世纪诗歌面临自我选择。贺绍俊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中对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新世纪结束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游击队阵势’，逐渐组建起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的队伍。”他指出我们对新的批评制度的构建问题一直疏于讨论，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制度已不再适用。

 2、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考察与评估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受到文学自身的长足演进和文化市场的迅速扩张的双重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一直呈现出长盛不衰的热烈势头。从90年代初期的每年200多部，到世纪末已达到每年800部左右。至新世纪之后，每年长篇小说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大致上稳定在800～1000部之间，而一些出自名家的新作和比较好的作品，在文坛内外更是不断引起较大的反响。因此，对于长篇小说的研究与评论，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前文学批评之中的一个焦点。

 2005年有关长篇小说的评论，大量的文章还是有关新出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文学名家的新作的品评与推介，视角相对宏观的焦点性话题，则主要着眼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新变”的成因与走势的阐释与解读。

 在长篇小说的名家新作的评价上，2005年较有影响的是有关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的评论与争议。贾平凹的《秦腔》，他是动用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生活储备——有关家乡的体验、观感与思考，以及原本不想示于人的自我写作。该作历经4次增删，终于与读者见面，因而甫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在于上海召开的《秦腔》研讨会上，评论家王鸿生、罗岗、郜元宝、栾梅健等称其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在创作上所达到的又一高峰。与会的评论家认为，《秦腔》在两个方面应该被充分肯定：一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一曲挽歌。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因为《秦腔》并非一部没法快速阅览的小说，它像一曲流水似的慢板，一壶需要慢慢品味的茶。因而有评论家担心，在今天心浮气躁的都市读者中有多少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同样给了《秦腔》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许多评论家在发言时，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秦腔》的阅读艰难。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叙事琐碎沉重，充满日常化细节，节奏缓慢，内容沉重，尤其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的叙事元素，如连续性的情节。但大家也表示，这种文体创作的背后，有极其重大的重要性，如它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瓦解掉了乡土中国想像性的东西，等等。但对于《秦腔》，也有严厉的批评，如李建军在题为《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的文章里认为，《秦腔》“还是像他的前几部作品一样，是一部充满病象和问题的失败之作？答案简单而明确：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并认为从有关上海研讨会的这一则新闻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炒作的基本模式：天花乱坠，妄下雌黄；好话说尽，空洞无物”。

 余华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兄弟》，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余华自己认为“假如有读者拿《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这三部长篇来比较的话，《兄弟》的上部应该一点都不弱。如果再看了下部，会觉得它比前几部更加丰厚。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书刚面世，便好评连连，如作家陈村在发表于《文汇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余华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小说家，从不令人失望。”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它（《兄弟》）将历史、暴力、罪恶与人性中最为本质的爱紧密地浇铸在一起，使我们在一种历史的‘暴力奇观’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的伟大、宽广与无畏，也看到了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认为，余华的《兄弟》绝不仅仅对文学界有意义,其作品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学性。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叙述，余华写的不是个人体验，也不是政治化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的苦难来写，更有力量，更有深度。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持一种批评性的看法，他在《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的评论里指出，“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呼喊与细雨》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张永禄在《有这样吊人胃口的吗？》的文章里，从一部长篇作品不该先出半部的角度提出质疑，指出：“一部小说还没有全部定稿，便急急忙忙拿出‘上半身’书市销售”，“印象中一向高蹈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吊人胃口呢？”因而他认为，余华带给人们的并不是“惊喜”，而是“惊讶”。

 关于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现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中青年评论家们进行了“会诊”，纷纷从不同角度找寻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所在。黄伟林认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在于对人的理解的狭窄、陈旧单一，仅仅从单一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维度来理解人。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发展到今天，人的复杂性已经显而易见。将人放三维复合的时空中加以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自我超越的一条途径。刘川鄂认为，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有的长篇小说如果是单部作品，总是前半部好于后半部；如果是三部曲，总是后两部不如第一部，只是情节的推演和主题的重复，甚至有不少半截子作品。而这些不足，表面上看是结构的缺失，深层地看是作家理性思维的贫乏。不是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就可以写长篇了，还要有对时代人生的独到把握和对生活积累进行必要提炼的能力。一个有抱负的长篇小说作家，应该遍读中外文学文化经典，仔细揣摩那些伟大作品的成功之处，独立观察和思考社会人生，审时度人精心构造。宋丹则提出作家要立志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为它燃烧激情，深思熟虑，呕心沥血，直至献出全部生命。他说，作家之所以写作得匆忙和浮躁，正是因为没有“伟大的中国小说”创作目标之追求。要弥补这种“缺失”，就需要静下心来，沉潜于生活深处，坚守神圣的精神家园，付出毕生心血追求这个伟大目标。杨青、周玉宁、奥奇等也认为，知名的长篇小说家在当前会得到更多杂志和出版社的约稿，作品会更容易出版，名利的诱惑会越来越大。对此，作家要坚持操守，变得更清醒、更有定力和耐力，要学会让写作慢下来，学会拒绝。而真正伟大的中国小说或许就在他们的“慢”、他们的“拒绝”和他们的“沉思”中诞生。胡颖峰说当下作家的写作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因为有一双市场的眼睛在盯着他。作家如果无视市场或拒绝商业化写作，那就意味着最终会被市场无地淘汰；但如果一味迎合市场，就会失去自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能出现伟大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4月28日《文艺报》。

 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举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包括10位茅盾文学奖评委在内的60多位作家、评论家，就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之喜忧、之长短进行了热烈的对话与认真的研讨。话题主要集中于长篇激增的背后原因及其种种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数量激增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据中国作协统计，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达到1000部。近4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平均每天有2部长篇小说出版面世。作品的类型空前多样：城市题材异军突起、乡土文学继续深化、女性写作更加成熟、军旅文学令人惊喜、“70后”及“80后”少年作家成为市场新宠。雷达认为，作者队伍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介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是造成长篇数量激增的三个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一部长篇如果发行成功了，会带来大量的商业利益；互联网的普及也促使长篇猛增。雷达说，他曾参加过一个互联网小说的评奖活动，5个月之内贴在网上的长篇达3800部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他提出：“少年写手和网络力量，也应该引起茅盾文学奖的关注。”

 长篇创作与运作中的商业因素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热点。评论家李星说：“商品意识对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认为，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他认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批判意识比以前薄弱了。“现在技术型写作、智慧型写作、游戏型写作的多了，而具有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创作少了。”他认为，市场及商业因素的渗透令人忧虑。但杨扬则认为，作家能不能摆脱市场化的影响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文学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大势，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他说：“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时代，也恰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沈从文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他之所以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就和书商的‘催逼’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影像和读图的时代，“第一流的影视作品也同样可以达到我们文学的高度。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长篇小说创作从中吸取得够不够充分。”白烨认同杨扬的看法，他反问道：“如果没有市场化，长篇小说能这么繁荣吗？市场是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他认为，当前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批评得太多，而对成就分析得不够，“对此，我们要说‘不’。其实，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当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而且也超越了现代时期。从艺术上看，当代长篇小说要比那时成熟得多。”而市场化对此是有贡献的。对于他们的观点，朱向前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市场因素的诱惑，面对影视的妥协、投降，在我看来，弊大于利。”《南方文坛》的编辑张燕玲也认为，当代作家应认真思考市场化的双重性，“在市场这只大手的操控下，如何坚守价值底线和精神向度，仍然是个大问题。”“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问题20年前就已经讨论过了，现在理论界还在争论这个问题，真是可悲。”秦晋认为，文学理论的缺失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了。他说：“当前中国评论界没有能说明、能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评论家们不要指责作家，不要指责读者，而要指责一下自己。”一些与会者也指出，有些评论家被“红包”收买，参与了市场的炒作。当前，人情阅读、研讨会阅读、简明阅读太多了，影响了评论的公正性。“炒作风”也是许多与会者批评的热点问题。文学水准的高低本应是由作品来决定的，但是现在却要看谁炒得厉害，谁的作品就卖得好。何开四认为，当前评论界人士似乎更重视抽象性的、概括性的、演绎性的理论，而对具体的、感性的作品分析关注不够。他以这次茅盾文学奖为例说，在获奖名单出来后，尽管网上、媒体上有很多非议，但理论界却几乎没有谁对获奖的5部作品做出细致的、让人心服口服的分析与评论，结果媒体代替了评论界，三言两语式的评论取代了认真细致的解读。他说：“现在的评论往往讲究体系、宏观，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鉴赏却很少，说不到点上，也搔不到痒处。”

 3、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

 青春写作指以“80后”作者为主的文学写作，而“80后”，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他们最初的现身文坛，约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进入新世纪后，“80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使“80后写作”的“群体性”愈来愈明显。特别是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在网络文坛和传统文坛所占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与“80后写作”由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的热烈互动，以及在市场上不胫而走相比较，主流文坛对“80后写作”的认识与了解相当不够，甚至表现出相当的隔膜与冷漠。有关“80后”的现象，一个时期主要还是一些大众报纸和网络传媒的热门话题。

 2005年这样的一个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一个是一些作家与“80后”作者通过相关会议有所交流和沟通，一个是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开始把“80后”现象收入视野，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也开始发表有关研讨“80后”现象的文章。总体来看，这种关注还是初步的，但却是可喜的。

 继2004年11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学元联合举办“走近80后”的对话会之后，2005年5月，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了“80后知名作家交流峰会”，作家马原、评论家白烨、编辑家李其纲等与会，与颜歌、彭扬、胡坚、一草、小饭、蒋方舟等“80后”作者就如何看待“80后”的长处与短处、局限与出路等，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对话。8月，余华、格非、方方、叶兆言、曹文轩等一批中年作家，郭敬明、张悦然等近30位“80后作家”，在首届文学代际论坛研讨会上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双方的文学差异形成了激烈的碰撞，也构成了难能的交流。作家赵长天认为，当代文学代际沟通的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文坛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前辈作家与青年写作者之间存在着毋庸讳言的隔膜和误解，需要有效的平台进行沟通。因为我们文学的未来，需要两代作家在相互汲取和互为补充中共同筑就。两代人的反差使得话题自然集中于要市场还是要文坛，谈到过于强调自我、惊人的写作速度、生活阅历欠缺等话题上，两代人的看法明显不同。评论家吴俊认为，数年后，现在的“80后”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不再写作，但是中国文学未来的主力也很有可能就产生于此。进行代际沟通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11月，深圳中学生文联主办的“阳光写作”论坛上，批评家、作家和学者又与“80后作家”展开了对话，曹文轩、白烨、吴秉杰、杨宏海、李东华、谢有顺、秦文君、谭旭东等批评家、作家和学者，与李傻傻、颜歌、蒋方舟等“80后作家”就“阳光写作”、“文学提升”、“乡土记忆”和“网络传媒”等进行了对话。谈到彼此的差异与理解，白烨深有感触地说：“我原来想以长辈的身份来引导他们，可人家根本不领情，不认账。那我就放低姿态，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和看法，用对话的方式让他们倾听，希望能多少起到一些作用。”

 在对于“80后”现象的研究中，已有的论文主要集中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它所代表的新的文化趋向的研讨。《网络催生青春写手》（《新民晚报》2005年1月30日）的文章指出，“80后”是与以往的写作者们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在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步入青春，甚至有人戏言“他们是在键盘上努力和网友聊天时学会把玩文字的”。网络，给了他们不一样的成长体验，练就了他们在键盘上熟练操控文字的素质，也给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灵的动荡、孤独、迷茫。当他们不断参与网络组织的文字比赛，在网络的BBS或各种论坛上抛下自己的臆想化故事时，其鲜明的特色、非传统的风格和张扬的个性，被一些精明的出版商一眼看中，把这些文字从网络搬进了印刷车间，由此催生了一个个“少年写作家”。《“80后写作”与新文化现象》的文章在分析“80后”写作现象产生的背景时认为，“由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极其宽松，使得小作者和书商乃至媒体都无所顾忌。这是一种大家都不太认真对待的狂欢气象。而且他们已经具备更加丰富的文学营养资源。当然，他们还拥有一个他们的父辈所不曾拥有的媒介、工具和世界，这就是网络。自由和网络，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作品，有一些是写年轻的边缘人的人生历程，有的还是成长的烦恼的叙事，叛逆逃逸的曲折，爱情的随意和执著。不能否认许多作品中的语言是发自真诚的挚情，甚至是露骨的率真。虽然难免有些刻意和故作姿态，但是，从中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

 白烨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长城》2005年第6期）的文章中，具体论析了作“80后”崛起背后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写手。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新概念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所以说“新概念”大赛推出了一批“80后”作家，可以说这个比赛是许多“80后”涌现出来的助推火箭。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的推动。这几年图书出版不断市场化，尤其是长篇作品的出版已经走向了比较系统的市场化。“80后”作者一上来，就遇到了这样的环境，所以还自然地就走上了市场。第三个原因，“80后”写手的作品适应了广大学生读者的需要。“80后”作者主要是学生写手，学生写手的作品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适应了学生的需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学生读者，包括初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内，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处在求知阶段的他们，经常要阅读大量作品；而由于他们又都是独生子女，又最有购买欲和购买力。在这个群体里边，初中生、高中生又是最大量、最忠实和最重要的一群读者。而我们的文坛只有“儿童文学”，而那是针对儿童读者也就是为小学生服务的；大学生、中学生这一块，实在没有相对应的。而郭敬明他们，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因而在当下的写作与阅读关系中，与学生读者达到了一种供需的平衡与彼此的互动。他还说到，有人在一次研讨会上反问我，你说“80后”“走上了市场，没走上文坛”，也许这些“80后”作者、作品和读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另外的文坛。这话对我也有启发，他们也许还够不成一个文坛，但至少它构成了属于学生阶层所独有的一个自足的文化现象。“80后”的悄然崛起和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密切相关，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反省很多东西。属于“80后”群体的明非在《浅谈“80后作家”》的文章中，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认为使他们成为“被催熟的果子”，促使他们一个个用自己稚嫩的手拿起笔来表达他们年轻的思想的原因是：一，面对当今的教育制度，他们真的很无奈，有发泄的欲望。二，他们的作品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广大的大中学生。三，有人“帮”着他们“更好”地达到发泄的目的——商家和媒体的包装和炒作。

 “80后”现象现在看来，还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文学现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他们现在爱好写作，所以就来写作，将来怎样还很难讲，因为他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学生，以后毕业了是不是还会坚持写作，还会热爱文学，那就不一定了，至少目前还是未知数。因而，对于其前景看法也明显不一。刘永涛在《青春的奔突——论80后文学》里认为，“80后”应该出能超越前代作家、代表新的时代文学水准的作家作品，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无论如何，“80后”文学的崛起已是事实，在短短的几年里，便成为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一大景象，带给人们以无尽的思考。与其说“80后”作家书写的是“青春的躁动”，不如说是他们铭记的是生命的疼感和对世界的追问。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更愿意认为他们的书写是对这一代青春的突围，是步入自主自力的生活状态、寻求独立话语方式的自觉。而未来，永远值得期待，这一代的年华与梦想一样，正值姹紫嫣红的季节。李敬泽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则不仅认为“80后”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不好的文化现象。他说“80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包括“80后”作家的写作，还包括他们的读者的反应、成人们的反应、社会的反应，这一切加在一块儿，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内在逻辑就是：变是好的、新是好的、青春是好的，越年轻越好，越代表社会和文化的方向。他认为这是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文化决不仅仅是变，它还是传承，这个道理猴子都懂，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懂了。如果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缺乏不变的向度，缺乏对恒常价值的追求和持守，那么，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现象：过度追求和夸大经验上的差异，好像仅仅因为穿的鞋不同，因为我用钢笔你用电脑，两代人之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就有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显然是荒谬的。而晓华、汪政在《青年创作与世代研究——兼论文学创作上的“80后”现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的文章中，从主流批评对“80后”现象的放弃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忠告。文章指出，对于“80后”现象，我们的批评放弃了什么？那就是文学，是如何坚持文学的标准，坚持文学的发展观念，坚持对汉语写作的责任意识，而它危及的可能是共时性文学批评这一文学工作方式的生存。对“80后”通过市场运作捆绑起来的一群写作者来说，有两种解读与批判的途径：第一，是文学的，他们身上虽然没有什么肯定性的文学因素，但负面性概念却是大量存在的，如拒绝文学传统，缺乏经验积累，没有成熟的叙事能力，语言苍白、矫揉造作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指出来，引起消费者的警觉，并倡扬纯正健康的文学趣味。第二，是文化，将其放到消费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因为这一批少年写作者身份模糊，他们的产生牵涉到传媒业、出版业，牵涉到教育与就业制度，牵涉到时尚、审美、人才等许多观念，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存在，但它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文化事件。可惜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都不够好，批评除了谄媚与冷嘲热讽之外别无作为，确实近于失语，长此下去，现场批评将难以为继，而被传媒所取代。

 4、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

 因为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尚处于发展过程之，因而对有关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的反思，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当代文学领域里有关文学史写作、经典解读、学科规范等一直就是持续不断的重要话题，2005年的当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建言，也是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只不过是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讨论的话题有所倚重罢了。

 2005年间，在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划界问题上，饶有新意的是杨匡汉发表在《山花》2005年第1期上的题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问题》的文章。文章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起讫时间上，提出了以“二战”为界的新说法。他认为这至少有三个理由：其一，世界格局的变动，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际的大背景，诸如“两个中国之命运”“世界格局的冷战对垒”导致的“学苏联”等等；其二，意识形态上二元对垒的极端化，影响了中国革命文艺从“主潮”到“进程”的方方面面；其三，从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来看，“二战”以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内战以人民革命胜利告一历史阶段之后，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形成了“两个天地”。文章在阐述分期看法中也透露了一种大文学观的意识。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有几十种，但有关文学史的写作仍是人们不断谈起的话题。2005间，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的文章中，对通行的文学史写法提出自己的质疑，认为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认识客体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认识主体的见识只有符合于客体，正确反映客体，才够得上是科学的，才最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也是考验我们‘史德’的首要一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一般的文学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与历史学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后者则基本归属纯文艺科学的范畴，更具个人主观化的色彩。从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看，文学史告诉我们的主要是“我们曾经有过什么”，“这些东西有怎样的历时性意义”；而一般的批评和研究还要回答“我们何以有这些”，“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些”。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并且文学史的写作是以文学批评和研究为基础的。对当代文学史的当下形态这部分的写作，作为编者的我们，其实还无法摆脱“当事者”的角色选择，故真正意义上的修史不仅不可能，也没有提前作古之必要。即或如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区别，强调文学史写作要遵循自身独特的学术规范、要有明确而强烈的定位意识，都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当代文学史编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有以“实”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思路。

 有关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重新打量与切实沟通，成为2005年间学科建设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2005年4月9~12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研讨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及其学术活动中，首次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家学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及推进本学科整体发展的盛会。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刘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这不仅是一次很重要的、甚至是标志性的会议，对于两家学会学术研究的融通及发展开了好头，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真正深入和突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教学与学生阅读及现状的脱节或漠视，希望能够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的继续，以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学会之间的携手及学术融通，以使本学科在整体上增加自身的学术活力。在将近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大会报告及发言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本学科发展中“学术前沿的前瞻性意义与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学术前沿及其问题的梳理与原创性研究”，以及“现当代文学史料与学科建设”等学术话题，展开了认真、深入的探讨，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及其学术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论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健教授在会议的“闭幕词”中总结到：本次会议通过讨论，“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意识越来越强，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观照的整体文化观念越来越浓厚，一种关于资料考证的既有结论的科学思维越来越清晰，一种关于立足于文学现实回归到文学本体世界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了，还有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命题越来越贴近文学实际了”。

 在现当代文学相互关系的考察上，雷达的《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文章更具分量和影响。文章开首就讲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应该说，“整体观”或者“20世纪文学”的构想是带革命性的，它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掀开了新的一页，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名目大同小异的、都无一例外地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的现当代文学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如何“贯通”和将整体观“具体化”的途径，整体观也还没有真正渗透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因为我们需要追问：究竟在哪些重大问题上，现、当代文学原本就是贯通着的？它们又是以何种形态贯通着的？我们用怎样的“灯光”才能照亮、发现、揭示和描述这种贯通？这里应该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贯通，也有文体、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贯通。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在时间的河流里，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贯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文章分别从“既分又合”、“现代性”、“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游离与回归”、“西化”与“本土化”几个方面论述了现当代文学的诸多内在连结与精神渊源。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观察，论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性看法：纵观现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它经历了一个审美传统不断被打断，又不断被续接的过程，也即一个游离与回归不断交织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贯通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几十位著名作家由“现代”跨进了“当代”，为延续自己的创作做出了近乎悲剧性的努力，这就奠定了现、当代贯通的生命基础，其中有丰富的教训值得总结。

 在2005年的学科反思声浪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和极端的声音，这主要表现于近期在《新京报》等媒体开展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争议。2005年6月10日，《新京报》“文化谭”栏内刊登了林扶叠的文章《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文章。文章认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倒掉”。其理由是：首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根基存在与否？文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学，更离不开经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尚且贡献出了寥若晨星的经典作品，那么，20世纪下半期的当代文学，则是死水一潭。没有经典作品做支撑，无论研究者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只能是空口白话。而在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薄弱，甚至可以说没有，材料来源和考校的基本训练缺乏，使其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学术学科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其次，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说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好与不好，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然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却既不具备对作品的审美直觉，也不具备细读能力。等而下之，只能做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同时又不具备社会学、史学、哲学的基本训练和手段，也不能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养分，形成基于中国文化/文学运作机制和中国审美特点的整套理论框架，只能借用外来词汇和其他学科翻译过来的资源，诸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等。最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尤其是当代文学这一块，面临着诚信危机。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受到市场的冲击，已经转变成一统天下的“表扬”，文学研究和批评主动丧失了独立性，部分专家和学者变成书商和作者的枪手，其研究成果与批评结论，受到市场欢迎，却被读者鄙弃。张洁宇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真被“倒掉”了吗？》一文中认为，作者依仗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而全是主观武断，虚张声势，似是而非。作者如此大胆，如此霸气，着实让人讶怪，让人震惊。一门学科并不是平地突然冒出，说有即有，说无就无。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考验，经过许多学人的辛勤劳动，不断发现，不断精筛，才逐渐形成的。因此，随便宣称一门学科的“倒掉”，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自然，大凡一门学科，特别是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会故步自封，不会凝固僵化；它还要时时前进，不断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例外。但这与推倒重建不是一回事。张文还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缺“根基”、所谓“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审美”、“诚信危机”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倒掉”的理由等方面，对林文的基本观点给予回应和提出反批评。也许是像张文最后指出的那样，林文并非是“从学科建设出发”，而是“从市场效应出发”，因而并未有更多的现当代文学学者站出来予以回击。（本章执笔白烨）

（本文摘自《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