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以《秦腔》为故乡树一块碑

   （胡殷红，2005年1月7日《人民日报》）

 贾平凹的新长篇小说《秦腔》未出先热。该长篇由《收获》今年第一、二期刊发，然后交付作家出版社于今年（2005年）三月出版，本报从今日起获作者授权开始独家连载。为让读者了解贾平凹写作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想，本报特约王彪先生专访了贾平凹先生。

 王彪：你说《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确实如此。在我看来，《秦腔》是我读到的最原生态还原农村生活的作品，甚至取消了长篇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即便对你这样的作家，这也是个冒险的举动。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这种写法？它是一种新的文本吗？

 贾平凹：我不敢说是“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实验，以前的《高老庄》就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极致了一些。这种写法其实也是因要写的内容所致。这样写难度是加大了，必须对新写的生活要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写得好读。弄得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逼真地再现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王彪：虽然你也非常坦率地承认，你担心会有人认为《秦腔》“没意思”，对照近年文坛流行的“家族史诗”的宏大叙事，《秦腔》似乎显得过于日常、本真；但我分明能感觉出，这部长篇里你是有野心的，即以细枝末节和鸡毛蒜皮的人事，从最细微的角落一页页翻开，细流蔓延、泥沙俱下，从而聚沙成塔，汇流入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这个角度说，回归原生的生活情状，也许对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是一种“拨乱反正”？

 贾平凹：你这些话好像是一拳抵在我的穴位上，痛而麻酥酥的。我之所以这么写，目的就是如此。在以前的几个长篇里，我开始追求，而这一部作品因为写我生活过的村镇，我更得心应手，其追求就表现得更充分吧。过去的一些成规的东西是需要消解的，这如同成语，成语是在一大堆形象里抽象的，而成了成语后却失去了形象，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做了一种还原工作。但这不是自然主义，它看似鸡零狗碎的日子，骨子里却极有分寸。

 王彪：这部小说的语言个性很突出，书面语言和日常用语融合得浑然一体，读起来很顺畅，回味着又厚实，在今天的小说家中，你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着自己的努力，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意识地在做这样的工作？

 贾平凹：西北的农民有一个行当叫“麦客”，以帮人割麦为生，是靠卖力气吃饭的一些人。麦客的镰刀一般都讲究，有的人甚至从选钢到锻制都自己设计，有些名气响亮的麦客的镰刀式样被争相仿制。我觉得写作也是这个道理，一部作品能表现个性的首先是语言。我比较重视这个方面。经常是写着写着就为一两个具体用词而得意。我以前说过，散文是说话，其实小说也是说话，散文是作家直接说，小说是作家用作品的人物去说。但说话的语言很重要，因为作家还承担着改造并规范语言的责任。我们平常用的成语是厚厚的一本词典，这些就是被不断规范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毕竟才100年的历史，可我们民族已经文明地存在几千年了，比较起来相对浅薄些，再加上不少新闻语言在流行过程中使原有的词意在散失。我是有意识地在重视这个问题，但也不是特别地去如何做。我小说语言的基础是陕西的民间方言，关中地区和陕南的，这地域的民间语言本身就厚实。

 王彪：你是以写农村题材著称的作家，你也常说自己是农民，为故乡立传树碑，无疑是《秦腔》的初衷，也可看做是一次寻根的过程。正像你在后记里谈到的，当代农村在急速走向荒凉，随着父辈的消逝，我们与故土的关联会越来越少。这是你心头的隐痛，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

 贾平凹：你这话说得好。确实是一次寻根的过程。我在《秦腔》后记里谈了我对当下农村的关切和焦虑。我从农村出来，站在城市的角度看生我养我的故土，身份是双重的，无论怎么写，笔尖是有温暖的。

 王彪：除了清风街上的日常生活，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对农村文化形态的鲜活描摹，中国的传统文明是农耕文明，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相当长时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秦腔》里如此盘根错节的人伦关系和这种关系遵循的道德原则，正是传统文化构成的骨架，依我看，《秦腔》是解读乡土中国最生动的读本。

 贾平凹：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没有大农业，称呼是小农经济。正是因为农村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所以坚持这种写法。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如一种说法，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它是黏糊的，混沌的。在我写作过程中，曾写过一个条幅挂在书房，写的是：我是混沌凿不得，风号大树中天立。

 王彪：当下的农村，更年轻的一代，会不会觉得离开土地反而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解脱？

 贾平凹：这个冲突确实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嬗变，农民渐渐地从土地上剥离和出走，对于年轻的一代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总体来讲当然是无奈。许多事情从理论上来讲都是明白的，也是轻松的，但现实沉重而苍凉。所谓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就是这样。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是关乎着人类的命运，这就使作家有了可写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当下的中国农村也更是这样。往往这个时候我们难以把握，更多的是迷惘、矛盾。

 王彪：秦腔作为地方戏曲，显然在你的小说里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表征，它的寓意超越了戏曲本身。就如你描写的，尽管清风街的人那么热爱它，可它仍宿命般走向了衰败。这是一种纠结了太多矛盾的尴尬，是秦腔远离了当下的生活呢？还是当下的人们在远离它？结果好像都是注定的，秦腔就如同这片土地上的挽歌，终究蔓延成一曲令人心痛的绝响。

 贾平凹：我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叫《秦腔》，其中也写到了秦腔，秦腔是地方戏曲，而别的戏曲没有叫腔的，秦腔另一种意思就是秦人之腔。文章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传统文化的衰败也是注定的。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

    韩石山：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

   （《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

 写此文的起因，是不久前参加了一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此公也是一位官员，职务不低，文学水平也不低，开这样一个不低的规格的研讨会没有什么不该。会议在新落成的一个大厦里举行的，场面之隆重，坐法之别致，我一进去就感觉到了。本地的来宾坐在南边一排桌子后面，外地的来宾坐在北边一排桌子的后面。东边横着一排桌子，后面是会标，不用说是主席台了。每排桌子上都摆着名签，我找见自己的名字坐下了。左右一看就知道，这个顺序是按职务高低排的。再看对面，不由得肃然起敬。不是对来宾，而是对那种排法。有北京的，有上海的，也有其他省区的，略去高矮胖瘦的不同，仅从地位着眼，竟然也是由高到低一条漂亮的下滑线。有的你以为没道理，仔细一想，还是有道理的。比如坐在最头上（挨着主席台）的，是一位年轻人，要说职务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以下职务比他高的有的是，这不是错了吗？一点都不错。他这个处级可不是平常的处级，乃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处级，也就是说，他是中央来的。级别不高，地位却不能说不高。后来的发言中，有人说到了“晋军”如何，再看那边，有陕西来的，有山东来的，由不得就想起了“陕军”、“鲁军”这些词儿。迷迷糊糊地又想到，这阵势多像个军事会议呀。有参谋总部的，有中央军，有晋军，有陕军，有鲁军，有冀军。唯一的缺憾是，光有陆军，而没有空军和海军。要是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和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各来上一个人，那可真是一个海陆空各军种齐全的军事会议了。

 当时只是这样想了想，并没有要写什么的意思，这两天忽然福至心灵（实为穷至心灵），心想，何不把这个话题拉来说说呢。

 心里有谱，总不踏实，于是便上网查看。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让你吓一跳，中国作家整个是个军事建制呀。这样一支虎贲之师，威武之师，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不敢说，扫穴犁庭，直捣瑞京，生擒诺奖评委诸位老儿则是绰绰有余的。你以为我是危言耸听吗，实话说吧，未看这些资料之前，我也是将信将疑。看了下面这些资料你要是还不信，那就谁也管不着了。闲话少说，且看：

 晋军——进入新时期以来，山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既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在山西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对整个文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于是，有了“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黄河新闻网）

 陕军——1980年代以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杨争光、红柯等第二代作家跃上中国文坛，他们分别以《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浮躁》等厚重、大气的作品奠定了在全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初期和后期两次“陕军东征”以来，陕西这片文学热土更是在全国文坛炙手可热。（《新周报》蒋峰文章）

 湘军——从“文化大革命”到1989年，湖南文坛又迎来一个绚烂的春天。其中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叶蔚林、谭谈等，他们的创作始于60年代，成熟于新时期。在古华、莫应丰等的带动下，接着又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如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刘舰平、水运宪等，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湘军”。（文学湘军网页）

    鲁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文学浪潮中，我省也不乏引领风骚之举，以张炜、矫健、王润滋、尤凤伟、李贯通、左建明、李存葆、李延国、王光明、刘玉堂等为代表的山东作家的默默耕耘和层出不穷的佳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坛崛起了一支颇具实力的“鲁军”！（《大众日报》2003年7月25日署名文章）

 冀军——在文学长篇小说蓬勃发展之际，以地域形成特色的作家已有陕军、湘军等，近日，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一方水土”丛书，把河北省的数位名作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向世人彰显出“冀军”的实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4月3日署名文章）

 滇军——1999年10月启动的云南作家聘任制目前已结出累累硕果，33名被聘作家4年中力作不断，一批作品引起了全国文学界的关注，显示了“文学滇军”实力，也为云南省的文化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子。（新华网云南频道）

 桂军——回顾2004年广西文坛，用广西作家协会主席冯艺的话来说：2004年，广西文坛一如过去的充满生机和活力，老将执著、新人涌现。他们用广西作家固有的执著和努力在文坛上留下自己的足迹。纵观2004年“文坛桂军”气象风云，无须细细盘点，一些细节就足以令人回味。（新桂网文章《文坛桂军气象新收获丰》）

 川军——新时期以来，开始是以周克芹为代表的川军，以后是以莫应丰为代表的湘军，再以后是以贾平凹、陈忠实为首的陕军。川军是中国文学的队伍当中,一支相当强劲的、富有生命力的、潜力很大的方面军。（东方艺术网署名文章）

 豫军——“文学豫军”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批河南本土作家和近年移居到外地的豫籍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长篇小说……多家新闻媒体在谈到这一现象时，都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川军、湘军、陕军相比照，称之为豫军的“中原突破”。  （《人民日报》2000年1月22日署名文章）

 粤军——本月开始实施的合同签约制改革，则标志着在中国内地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专业作家体制在广东首先终结。在昨天的开幕式上，省作协副主席、广东文学院院长伊始介绍说，这次改革坚持重在培养文学新人、重在后期资助的原则，将工作目标确定为出作品、出理论、出人才，力争摘取国家级文学大奖，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令全国文坛瞩目的“文学粤军”。（《南方日报》2003年11月27日署名文章）

 以上是十个军的简单资料。若细细看那些文章，不光是这个军那个军，还有更其专业的军事用语。比如晋军的叫“晋军崛起”，陕军的叫“陕军东征”，豫军的叫“中原突围”，滇军的叫“滇军北伐”，等等等等。多亏这些征呀伐呀，崛起呀突围呀，不是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若是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你说中国又回到军阀混战的年月，只看报道的外国人没准还真的会信。

 以我的判断，还有几个省也会称“军”的，比如福建（闽军），江西（赣军），湖北（鄂军），浙江（浙军）。所以这样判断，不是说这几个省的文学队伍多么强大，而是说这几个省的简称的那个字，和军字搭配起来也还悦耳中听且不会产生多大的歧义。至于称军的原委，后面还要细细探究，暂且按下不表。

 从上面的话中，你已经听出，在称军一事上，我是有保留的。有的省可以称军，有的省则不宜称军。宜与不宜，端在那个简称用字与军字组词后，是否悦耳中听且没有太大的歧义。是，则宜，否，则不宜。比如辽宁省就不宜。稍懂点中国历史的都会知道，北宋时期和中原对抗的那个辽国，他们的军队就叫辽军。冷不丁的一说辽军，人家还以为是萧太后又领着她的虎狼之师进犯中原了。海南省也不宜。海南简称琼，叫琼军吗？那个“琼”字与“穷”字同音，现在大家都在奔小康，你忽然说一支“穷军”打过来了，还以为是乞丐组成队伍哄抢财物来了。新疆也不宜。你说你们是新军，敢问谁是旧军，解放军吗？王震爷爷活过来，可够你们受的。黔军也不宜。小孩子都知道“黔之驴”的故事，一听说是黔军来了，他们一定会闹着上街去看稀罕的。宁夏也不宜。宁军，听起来不像支军队，倒像个人名，一个腼腼腆腆的小伙子。果然我在搜索栏内键入“宁军”二字，吉宁军，赵宁军，各种姓氏的宁军一下子出来一大片。

 然而，我仍不放心。鲁迅先生说，他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那是他老人家太深刻了。我不放心，是怕人家说我太浅薄。上网一查，还真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你以为不会有的事，偏偏就有。且看下面这条资料：

 辽宁省作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于8月18日至20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号召全省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树立精品意识，深入生活，汲取营养，勤奋创作，营造团结进步和谐的文学环境，造就一支德艺双馨的文学劲旅，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编年史上写下辽军的光荣与辉煌。（东北新闻网《辽宁作家协会2000年大事记》）

 赫然有“辽军”二字在焉。会议的报道中说，作协的党组书记是刘兆林，新选的主席是王充闾，这二位先生我都认识。兆林是行伍出身，说是辽军的统领，还有点像。但他那个职务，只能算是监军，算不得军长的。军长该是王充闾。王先生是个儒雅得再不能儒雅的读书人，白白净净的脸儿，高高挑挑的身儿，我实在想像不出他先生领着一支“辽军”是什么架势。骑在雪青马上呼啸而来吗？那还不把他颠得散了架。他走在前面，迈着八字步儿，后面跟着一帮子辽军大将们，个个豹眼圆睁，虬须倒竖，妈呀，那不是在演滑稽剧吧。唉，你操哪门子闲心，反正反正，文坛上有支辽军就是了。

我不是还说不宜叫“琼军”吗。也错了。且看这则资料：

 韩少功、蒋子丹、叶蔚林、冯麟煌等一批有影响的资深作家可做领队；中间板块崽崽、杜光辉、李少君、倪竣宇、郭潜力等也渐臻成熟；新生力量中，张品成、胡彬、韩芍荑等也正在茁壮成长。单就这一环节看，“琼军”似初见端倪……“琼军北伐”真的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天涯文苑网楚苗子文章）

 看来“穷军”也在组建中了，且一旦组建起来就要渡海北伐。要是什么别的军，还在罢了，只有这支琼军让我觉得好笑。看看排在前三名的大将是何方人氏，就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好笑了。这三员大将，原来都是湘军中师长团长一流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初去了海南才有了现在的声势。若用军事术语说，只可说是临阵倒戈，拉上一杆子人占岛为王。他们该组建的是琼崖游击队，怎么就那么容易地又组建起一支琼军来了？他们要渡海作战，那不叫“北伐”，只能说是“还乡”，因为北伐的第二站就是他们的老家。若是仁义之师，家乡父老自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可是，湖南真的就到了那么水深火热的地步吗？

 最不可思议的是，宁军居然也已成阵势。2005年第1期《小说评论》上有篇署名文章，叫《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文中备述了宁夏这些年的文学成就之后，理直气壮地说道：“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生机勃勃地集了一支文学军团。如果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文学的‘湘军’和‘陕军’，我们为什么不能自信地认定这支创作军团为当今文坛的又一支生力军——‘宁军’呢？”

    就是新军，也有了。2004年9月13日的《新疆日报》上有篇文章，作者赵光鸣，职务是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这位常务副主席是这样说：“新军的概念，是几个文学朋友私下里提起来的，刚开始多少有点戏谑的成分。后来蓦然醒悟，为什么要戏谑呢？中国文学有所谓湘军、桂军、豫军、鲁军、晋军、陕军，这军那军，为什么就不可以有新军呢？难道这也要等待谁来册封吗？”

 是的，这类军队是不必谁来授与印信的，只要自己把杆子拉起来就行了。以赵常务的魄力，组建这么一支新军想来不是难事。不知为什么，这位赵常务心里像是不那么踏实，嗫嗫嚅嚅地说：“我们确实有等待册封的边鄙心理。我们做惯了边民、寡民和遣民，长期养成了甘居人下、与世无争、与寂寞相厮守的习性，我们实在被冷落得太久太久，到需要振臂一呼的时候，还在踌躇、观望和怀疑，我们有振臂一呼，亮出旗帜，啸聚中国文坛的资格和实力吗？”接下来是个反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再接下来历数他们有最好的诗人，最好的散文家，小说是弱了点，但“也在雄起”且“兵多将广”，“整体实力完全可以和内地所谓文学大省一决高下”。

我并不反对拉杆子、建队伍，我先前只是说这个名字怪怪的，看了赵先生的这番话，又觉得赵先生们太亏了。既兵多将广又兵强马壮，怎么叫个“新军”呢，叫成“疆军”多气派。稍加推衍，就是边防军，再推衍就是国防军，再再推衍，哇，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了。只要赵军头一声号令，挥师入关，什么陕军、豫军，还不是望风披靡，全作鸟兽之散？

 自然，也有让我不幸而言中的。比如确实没有“黔军”这个提法。这真是莫大的憾事。同样让人遗憾的还有黑龙江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省区。黑龙江——黑军？江苏——苏军？内蒙古——内军或蒙军？西藏——藏军？怎么听都怪怪的。浙江和江苏做什么都是连在一起的（统称江浙），浙江叫浙军勉强还能说得通，江苏要是叫苏军，那就成了大笑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苏联都解体了，怎么还有一支军队驻在中国且是那么富庶的地方。要是叫美国知道了，不是要起国际争端吗？

 以上只是现象罗列，现在要推究的是，为什么在近十几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界会组建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集团军。我这样说，实际上已缩小了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因为那个“军”，有的地方说他们已是一个集团军了。要是这样，仿照“二战”期间盟军在欧洲作战的建制，应称为集团军群。可美英联军的集团军群顶多不过三个集团军，我们却是十好几个。可说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这么大的军事建制。委屈一点也是为了便于叙述，还是叫集团军，依此建制，各省的“×军”只能说是一个“军”了。

 这军那军，说他们要扫穴犁庭，直捣瑞京，生擒诺奖诸位老儿自然是笑话，造势、炒作，虚张声势，冀得大名，才是他们无可规避的本意或者说是本领。

 说“他们”，有点以偏概全了，不知冤枉了多少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写作的朋友。不必绕弯子了，恕我直言，热衷此事的是那些平庸的作家和同样平庸的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我这样说，不包括那些各地作家机构里的党务人员，正如我在前面说到刘兆林时，说他那个党组书记的职务，不过是个监军的角色，算不得军事长官。至于兆林是位优秀的作家，那是另一回事。

 平庸的作家喜欢这种军事编制，道理很简单，看看街头的小流氓打群架就不难明白。真正厉害的，独自提一把刀子或一块砖头就冲上去了；那些胆小的，力薄的，总是锈在一起，一起往前进一起往后退，论咋呼劲儿，就数他们精神。恕我唐突。这只是个比喻，再平庸的作家也比街头流氓不知要文明多少倍。人多势众、滥竽充数的心理则是一样的。这样的作家，别看平时不怎么样，一入了这个那个“军”，可就不一样了。就算当不上师长旅长，至少也算个上校团长吧。不一定真的有委任状，有这个感觉就美滋滋的了。想想吧，县长也不过是个正团级，还是地方上的！

 至于各地作家机构的领导喜欢这一套，就不那么简单了。凡是进入这个机构当上这个官的，没有一个会认为自己不配的。有的是真的配，有的怕是真的不配。不管配的不配的，莫不以为自己是个帅才。为帅者不一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胸中自有百万甲兵则谁也不会认为没有。甲兵再多，藏在胸中，眼睛再亮的人也看不见。拔根毫毛一吹便是千万个猴子，那是孙悟空的本事，可望而不可求，除非你也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上一回。这样一来，凡是自负的领导，莫不愿意自己帐下虎贲环列，一呼百诺。而要有这样的威风，就得把这块地面上的英雄豪杰悉数招致自己的麾下，收入自己的彀中。作家都是些自由散漫惯了的人。你让他东他偏要西，你让他来他偏不来。再生气也没辙儿。一旦组建起一个军，可就不一样了。你是军长，稍次点的就是副军长，再次一点的就是师长，以此类推，再平庸的作家也是个少校团副吧。金扣银镫，宝马快刀，也和醇酒妇人一样，从来就是人生的最高企求。这个奖那个奖的看不上，这个官那个官的也看不上，这么好又这么高的名头，怕没有看不上的。于是各路豪杰环列帐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屁股下舒适的是厅长处长的坐车，头顶上放射的是军长、集团军司令的光芒，上足以傲视省长，下足以睥睨同侪，去哪儿找这样的八面威风，十分荣耀。这还是在地方上的情形。到了参谋总部开军事会议，还有种种好处就不必说了。虽是推测，想来大致不差。从第一支地方军组建到现如今眼目下，总有二十年了，从未见一个省区的作家机构的领导公开指斥这种荒诞不经的名号与作法，就是一个谁也无法辩驳的最有力的反证。

    李美皆：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

   （《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王小波在自己的时代很寂寞，在李银河的时代却又有点过于繁荣，他的身后繁荣几乎和生前寂寞同样不正常。李银河的炒作更加证明了王小波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是一个拙于面对媒体的人，而李银河恰恰在媒体面前风云叱咤、大放异彩。不得不承认，李银河在炒作方面天分奇高，很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手段。

 那么，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回答是：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是自由的、平民化的；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不再自由，也不再平民化了。

……

 如果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令人痛心的话，身后的哀荣则更加令人痛心了。王小波生前没有像别人期望的那样带来可利用的价值，现在，终于实实在在地带来了。王小波生前有一次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拿去发表时说：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我想王小波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可是这种没滋味的事，目前却正在发生着。

    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不仅是作品时运不乖的寂寞，而且还是内心的寂寞。在他辞世之际，学者崔卫平说：“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因为王小波的寂寞而不能原谅自己了。因为真实的王小波现在还在寂寞着，不仅寂寞着，而且寂寞得不尴不尬无可奈何。

 王小波生前是一个反对无趣的人，可是对于他的这种纪念，反讽是真的，幽默风趣却一点都没了。王小波生前主张特立独行，可是对于他的这种纪念，不仅一点都不特立独行，而且恰恰是对他的特立独行的反讽。

 如果真爱一个人，就要尊重这个人的意愿，不要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如果尊重都谈不上，还谈何纪念呢？作家生前意愿被违背的事不是没有，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就违背卡夫卡的意愿，出版了卡夫卡的著作，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我想全世界都会献上自己的敬意，因为他做的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我指的是文学和文化价值，而不是其他价值。

 卡夫卡生前只是个小职员，这些作品如果不出，这个世界就永远不知道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了。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作家的王小波，这就已经足够了，还要搞这些俗不可耐的附丽乃至附庸干什么呢？它对于王小波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只能有损于王小波作为特立独行的文化人的形象。

 对于王小波的纪念已经运动化了，已经变成一波一波“向王小波同志学习，向王小波同志致敬”的运动。“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仿佛这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写就的一句话。纪念是必要的，但如果太过分，就会适得其反。如果王小波生前过冷的话，现在则过热了。一冷一热恐怕要让王小波感冒了吧？

 不管冒泡的是不是王小波，王小波身后一直为泡沫所包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泡沫已经掩盖了真实的王小波。

 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偶像自身的可悲在于脸谱化，偶像对于他人的可悲则在于那常常是一个无效的寄托，鲁迅在《故乡》里就曾经为闰土的寄托于偶像而感到悲哀过。

 对于王小波的纪念，已经变得很不正常，以至于不能不让人怀疑：到底是为了纪念王小波，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这些纪念虽然让王小波一茬一茬地收割着赞美与崇拜，但对于他的真正的研究和发现又有多少呢？

 对于王小波的关注正在发生位移。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王小波的是什么？有人曾经说过，你吃了一只鸡蛋，感觉很好，那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关心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可是目前对于王小波的关注不仅是盯住母鸡不放了，而且还搞得鸡毛乱飞。

 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卖点，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附庸。当年作品发不出去仍然关在屋子里执著地写的那个王小波的身影是多么重，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小波的身影又是多么轻！王小波是否正在经历着失重的痛苦？又是谁使王小波失去了重量？

 不能说全部是李银河的责任，但李银河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李银河编选王小波文集功不可没，但她对于王小波的这些纪念或者说炒作，又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王小波生前寂寞的一个补偿的话，那就错了，王小波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得到补偿的与其说是王小波，不如说是她本人。她现在比王小波生前要风光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这样的结果甚至会令人怀疑：她到底在炒作谁、推销谁？

 把自己与王小波捆绑在一起，为王小波造势的同时也为自己造势——李银河以为自己走的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双输的策略，因为往往单独一个王小波有其可爱，但一个与李银河连在一起的王小波却无论如何可爱不起来，这大概就是“厌乌及屋”吧？李银河可能因为王小波而一荣俱荣，王小波则可能因为李银河而一损俱损。既然一直作为王小波的未亡人在活跃着，李银河就应该明白，自己也是王小波的一面镜子，所作所为必须要为王小波负责，这既是出于自重，也是出于对王小波的尊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李银河的做法却好像担心自己一不提醒，大家就会忘了王小波似的。有多少人是因为那些对于鲁迅的纪念而记得鲁迅的呢？那些炒作性的纪念已经把王小波涂抹得面目模糊，甚至令人怀疑和戒备了。在一位记者的调查中，大多数的作家都不愿意去谈论王小波，究其原因，我认为王朔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他说：“他已经红成这样了，我就不说什么了吧！”任何纪念热过了头都容易引起冷的感觉，就像人发烧一样。这就是炒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一种炒得吓人的东西，真正有独立品格的人总是会自觉疏离的，甚至唯恐避之不及。鲁迅被抬得太高的时候，也有人反对鲁迅，实际上，他们真正反对的并不是鲁迅，而是那些“傍”鲁迅的人。

 李银河曾经表示，王小波之后，她不可能再爱别人了。有一个女人爱自己到这种地步，王小波可以幸福和骄傲了。但是，如果李银河为王小波“守节”的代价就是这个的话，作为局外人，我倒真希望她赶快结束自己的状况了。不知道这是不是王小波的希望。

 李银河对于王小波的纪念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呢？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李银河是不在身边的，而且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好久了。短相思与长相思、短别离与长别离加在一起，给李银河造成了巨大的悲痛、遗憾和心理亏空。情感骤然失衡，并产生了一个不能超脱的情意结，这个情意结一旦转移到纪念王小波这一事业上，便发生了升华，变成了无尽的动力。这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并一发而不可收。李银河被自己神化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

 就算出于真诚的爱意，如此“纪念”也已经有损于王小波的清名，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些含混复杂的东西。对于种种的纪念，王小波的读者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全是因为对王小波的感情。如果李银河就仗着这点而当仁不让、没完没了的话，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既然读者们还是愿意出于移情的作用而尊重李银河的，李银河就更应该自重。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不事喧哗的，我们需要安静下来，以沉淀的眼光来看待王小波，这才是对待文学的真正态度。那些大肆炒作的纪念活动应当结束了，最好的纪念就是让读者静静地去读王小波的作品。

（本文摘自《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