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的明确分工，也加快了不同国家竞争力梯度的形成。全球化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优势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全面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着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求明显增加，并因此使后者对能源的需求依赖性日趋明显。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核心的部分，能源投入量、能源产出率与能源要素效率在规模上和比率上的变化，直接反映和影响了一国当前及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并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安全。
    不论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分析，中国不仅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能源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征是煤炭、水能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相对贫乏。能源资源富集于经济落后的北方和西部地区，而能源消费却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随着国民经济对石油、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长，石油、天然气对经济增长的供给约束将更加突出。为此，中国能源发展必须处理好石油供应的安全问题、对煤炭工业的正确认识问题、资源的流动性问题。由于中国整体经济规模扩张过快，目前的能源工业已经面临着被称为“4A的挑战”，即可取得的能源（Accessible Energy）、负担得起的价格（Affordable Prices）、可接受的冲击（Acceptable Impacts）和适度的回收（Adequate Returns）。就长期发展的观点而言，能源投入过大，本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快，显然已经成为未来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经济不安全的一种潜在因素。
    在国际化经营中，中国能源工业的国际化征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能源进出口规模远远低于同样是能源大国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力中，中国能源工业的优势与劣势都比较明显。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总量方面，而最主要的劣势是生产效率低。
    因此，提高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优质、相对廉价的能源稀缺的资源环境下保持可持续性发展，其最根本的是提高能源产出率，而当前则要保持合理的能源价格水平。要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能源工业的效率，通过开发国际能源市场增加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工业竞争力水平及发展特点
    1.中国工业竞争力水平及变化原因
    根据2004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度工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水平大幅提高，2000年位次比1998年前移7位。专家认为，虽然位次的前移反映了多年来中国不断进行企业改制、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实际竞争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2004年的工业竞争力指数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工业竞争力位次前移的变化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出口水平等因素的主导作用。
    2000年中国工业竞争力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居第30位，比1998年的前移7位，比1995年前移31位。工业竞争力指数值为0.379，比1998年提高2倍，比1995年的0.021提高17倍。
    这次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主要由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制成品出口额、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中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六个要素构成。因此，一个国家工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是这六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工业竞争力水平的提高，也是多年来不断进行企业改制、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结果。具体说来，促成中国工业竞争力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三个。
    一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1%，2000年上升到34.5%。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由1990年的每人113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每人350美元。虽然与发达国家比相差很远，但年均增长速度却高达12%，不仅大大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高于韩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1990~2000年，美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7%，日本增长0.5%，韩国增长7.3%，马来西亚增长8%。制造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进程的快速推进，从而提升了中国工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二是制成品出口增长较快。1990年，中国人均制成品出口额为每人42美元，到2000年已发展到每人183美元，年均增长15.9%，仅次于菲律宾的21.3%。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76%，提高到2000年的92%，10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仅次于菲律宾的43.5个百分点和印度尼西亚的18.3个百分点。而1980~1990年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更是由1980年的3.1%，提高到1990年的76%，是14个国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
    三是工业制成品中高技术含量产品所占比重提高较快。在工业竞争力的测评中，制成品中“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和“出口情况”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这两项指标虽不及美、日等发达国家，但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相当好的。2000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7.3%，比1990年提高5.7个百分点。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34.4%提高到2000年的45.6%，提高了11.2个百分点。
    2.中国全球竞争力水平及发展特点
    2005年底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5~2006》显示，芬兰、美国在2005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仍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而中国则名列第49位，领先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但其综合全球竞争力，却较2004年下降了3位。
    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较2004年增长99%，达到224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4位，综合国力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甚至落后于一些小国，这个结果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似乎难以相适应。
    世界经济论坛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革新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具有较为严谨的科学性。尽管国家全球竞争力排名的具体结果具有一定的“指标体系依赖性”，但从排名中多少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潜在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所依据的是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质量三个指标，从商业竞争力和增长竞争力两个方面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结论。此次排名评定，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得分较高，位列第33位，但在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领域排名落后，两项指标的名次分别列全球第56位和第64位。这说明国内在公共机构和技术创新工作机制上拖了国际竞争力的后腿。尤其是在2005年竞争力排名中，世界经济论坛仍使用“政府浪费”子指标替代“政府支出”的子指标。而正是这个新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变化成为中国竞争力排名下跌3位的主要原因。行政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中国行政事业人员达3500万之众，几乎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此庞大的行政队伍精简一半不仅不会降低效率，相反有可能增加效率。不可否认，目前国内仍存在着行政效率低下、市场秩序缺乏规范、政府过多介入经济生活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从这一点看，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的竞争力排名可谓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3.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变革
    经过“十五”的发展，显然，新一轮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而投资需求又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方面，这是因为牵动投资需求的中间需求主要是冶金及制造行业，最终需求主要集中在住宅与汽车消费方面，而这些大类产品需要能源、电力、原材料、化工、机械和建材等产业来支撑。始于2002年底的投资高潮，按平均五年的建设周期计算，至少要持续到2007年，在这几年中，中国仍将会处在投资高峰期。据专家预计，到2007年以前，投资需求不会衰减，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下发展工业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同志的研究显示：资源短缺的实质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没有能力使用原本应该是更高价格的工业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以破坏环境质量为代价取得工业发展越来越成为得不偿失的价值选择。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竞争力正面临着从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撑，向主要依靠节约资源技术来支撑转变的关键时期。
    当前，工业生产已成为中国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工业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人类参与的物质资源的形态转化过程，即将自然资源加工制造成可用于消费或再加工的产品，消耗自然资源是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工业生产过程还会产生废料，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甚至引起环境的改变。
    依靠大量消费能源和自然资源而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边界。无论是资源的消费还是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污染和破坏都是有限度的：过度消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不仅会使工业生产无法持续进行，而且还将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如何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实现工业生产的持续快速发展，走节约型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自然资源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而言的，而供求关系又是受价格调整的。储量丰富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但正是由于供应丰富，其价格往往比较低，甚至可以零价格（免费）供应，而低价格又会导致更大的需求，再加上社会承受能力的限制，可以大规模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往往并不具有价格浮动的充分弹性与约束，因而自然资源低效率开发便成为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工业化生产而言，资源短缺与低效率的实质就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没有能力使用原本应该是更高价格的工业资源。把握住资源短缺及低效率的实质，有利于我们找到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的突破口。
    从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自然系统均衡发展的博弈角度看，工业发展与环境质量是动态的价值选择。在实践中，则往往是一种“两难”（Dilemma）的选择。
    其实，环境也是一种资源，但环境资源的再生成本是很高的，有些环境的破坏甚至是无法恢复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的过度破坏，即环境资源的滥用，主要是由于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高度外部化。也就是说，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让破坏环境者充分付费，或者是环境破坏者逃避了付费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破坏环境是对公共资源的盗用和滥用。
    各国工业化的实践证明，在一定的现实技术条件下，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要发展工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付出环境代价。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会超过其技术和经济能力，阻碍工业发展。所以，社会往往会容忍经济个体低价甚至免费使用环境资源。这实际上是对于工业发展水平低下的无奈。
    然而，如果无视环境质量的价值，单纯追求工业生产，不仅难以持续发展，而且发展本身也会失去其真实价值。尤其，环境质量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权衡是动态性的，其判断标准是变化着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环境质量标准必然会逐步提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环境资源的耗费，环境质量的价值会越来越高，以破坏环境质量为代价取得工业发展越来越成为得不偿失的价值选择。
    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阶段与特征看，必须以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实现工业竞争力的来源必须由耗费资源技术向节约资源技术转变。从工业发展的本身看，工业技术总体上是沿着从“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技术”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升级的方向不断演进的。耗费资源技术是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标志着工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节约资源技术成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即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标志着工业发展进入高级阶段。这就说，耗费资源技术与节约资源技术的竞争力比较取决于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技术在经济上是否有优势；二是国家关于资源和环境的管制制度，即国家如何调节（限制和干预）经济个体消费资源和影响环境的行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实行的管制制度和政策的技术标准也不同。社会进步的规律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有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标准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就成为增强工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较快增长，工业实力显著增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正处于逐步提高并与国际接轨，以致实行发达国家的较高标准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耗费资源技术的竞争力必然显著下降，继续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道路必然是死路一条。中国工业能否尽快实现竞争力来源的转变，即以节约资源技术作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是一项关系能否不断提高工业发展水平的重大任务。因此，中国工业竞争力正面临着从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撑，向主要依靠节约资源技术来支撑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业结构的升级，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有关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管制制度的完善及技术标准的提高，将成为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国际差距
    市场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双重约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羁绊。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还相当粗放，工业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1.国际竞争力差距的表现
   （1）中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制成品出口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比2000年各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水平，中国仅为350美元，仅及最高的日本的5%，也仅及马来西亚的1/4。在人均制成品方面，仅及最高的德国的3%和马来西亚的4.4%。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影响了人均水平。但更主要的制约因素还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整体总量水平没有达到应有规模，也说明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2）中国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滞后。2000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7.3%，虽比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高，但比最高的日本低10.8个百分点，比印度低近1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还比较低，制造业的发展主要是靠扩大规模和增加投入来获得的。从制成品出口来看，1990年中国低技术产品出口排名世界第八位，为260亿美元，2000年则上升到世界第一位，达到1060亿美元。
   （3）工业竞争力的后劲明显不足。工业竞争后劲主要是由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工业竞争力水平的几个因素构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素质、研发经费、技术与资本引进、信息通讯技术及基础设施等。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预测未来一国的工业竞争的能力及提升速度。1998年，中国的人均研发支出为4.7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的71.4美元低66.7美元，比工业化国家低397.7美元。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数为70条，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也只及工业化国家的12%。每千人拥有的计算机数为13台，比世界平均水平少51.9台，比工业化国家少303.5台。这表明中国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薄弱。此外，在科研技术人才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明显的差距。以科技队伍庞大的北京为例，2000年，北京每百万人拥有科技人员640人，只及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1/5和韩国汉城的1/4强。
    2.中国强化国际竞争力的选择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计算显示，2002年中国经济质量的国际差距十分明显。如：中国人均GDP为96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6490美元；中国全员劳动率为164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355美元；中国农业生产率为50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3798美元。中国要达到2002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率分别需要提高26倍、32倍和46倍，时间分别需要49年(7%年的增长率)、46年(8%年的增长率)和50年(8%年的增长率)。
    2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道路选择的是向市场化过渡的路径，因此体制的非集约化带来经济的粗放型特征，造成一些社会、环境问题。由于长期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导向，社会资源高度浪费与低效率，促成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不协调的问题浮出水面，危及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现代化进程水平。
    国内有些研究者认为，在21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次是从总量增长向结构增长型转变，规模增长型向质量进步型转变。其内生变量是依靠技术进步，转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推动经济质量的进步，包括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新型工业化与环保指标约束，推进社会公平和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次是从经济质量进步型向社会质量进步型转变。依靠创新和经济福利的增长，推动经济质量和经济福利的进步，包括人均GDP、劳动生产率、知识化和绿色化、经济结构、经济福利水平等的全面提升，逐步建立创新型经济和福利型社会。
    21世纪前30年，中国提升经济质量的战略要点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比，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应具备以下特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走绿色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走数字化的工业化之路；高技术和适用技术协调发展，走高质量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全球化协调发展，走面向全球市场的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和知识化协调发展，促进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 当然，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机遇。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交通、能源、信息的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等，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非常大。如果采用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设施的做法，有可能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专栏9-1不能承受的人口资源环境之重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严峻局面，正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夏天发生在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电荒”和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至今仍像阴影一样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并处罚30家违法开工建设的电力项目，又让人们在感受“环保风暴”正面意义的同时，感受到电站建设的极大热情背后仍在强劲涌动着的高能耗工业的扩张势头。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毛如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尽管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资源环境形势却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中国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从能源利用效率看，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从水利用效率看，中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达到0.7～0.8；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
    二是中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为例，中国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中国单位GDP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
    三是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2003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1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的33%；化学耗氧量排放量为13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七大流域环境容量的66%。
    四是中国生态建设和修复差距明显。比如，中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8%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27%相比，低9个百分点。
    五是中国环境监测还不尽完备。比如在水质监测指标方面，中国水质指标仅35项，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水质指标有132项之多。
    目前，中国的废水排放总量已达到439.5亿吨，日排污水量为1.3亿吨左右，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五类劣质水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大气污染问题虽经多方治理，却仍不容乐观。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有1/3，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
    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展。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人。物种濒危现象也十分严重，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
    有关专家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约占世界人口15%的少数国家，以当期世界资源消耗量的50%~60%为代价，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人口已达13亿人，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若以长期占用全球当期资源消耗量的绝大部分为前提，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说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已近极限。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环境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已经是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渡过的现实问题。” 中国已到了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关键时刻。
    3.中国现阶段能源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郭克莎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入世”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了速度。目前，中国的工业化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处于初期阶段，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看到了中后期阶段，从工业结构看处于中期阶段。目前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在向高加工度化转变中，消费品工业过度扩张，而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较快发展，导致高加工度化阶段不能逐步升级并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综合来看，中国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的上半期。
    1998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15706美元。对比来看，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以购买力平价（PPP）换算，差距很大。增加值率差距相对较小的有饮料、烟草、石油加工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多数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率差距较大的有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化学工业、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电气机械、科学设备制造业等，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
    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中国能源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概述如下：
    第一，煤炭工业。全员生产效率仅为1.9吨/工，而美国煤矿为43吨/工。
    第二，石油工业。1998年7月，石油工业重组两大集团。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重组后的中国石油工业的优势是资产雄厚，负债合理，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经济效益差，原油成本不断攀升。
    第三，电力工业。在电力工业内部仍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低效率、高成本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中国火电供电煤耗、钢材、水泥等产品能耗远远高于国外水平，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经营发展方式粗放，其结果也必然影响能源行业的竞争水平。
    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能源结构，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值得关注。从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能源结构及利用效率比较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一般比发达国家低出10~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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