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综合效益和可持续的角度把握宏观决策

    南水北调西线或大西线这样的超大型工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极为巨大，许多影响甚至难以在前期的科学论证中预料和确认，而且工程一旦实施，产生的后果就无法逆转，所以宏观决策的把握就尤为重要。

    西线或大西线在论证中，都一再把我国北方缺水作为主要理由，但缺水和大区域调水在逻辑上和经济有效性上并无必然联系，而在部门的或强势集团的利益驱使下，大工程带来的大投资会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或者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非理性观念支配下，用大工程来显示自我中心意识或权力意志成为一种传统的喜好。因此缺水就必然要大区域调水，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或习惯性的思路或导向。“能以综合代价最小、综合效益最大的原则解决缺水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什么”这样一个真正的科学决策命题，变成了“大区域调水作为既定的工程目标如何解决缺水问题”这样一个非科学决策命题。

    在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争论中，也有站在调水区的地方政府、水电开发商的利益角度，提出对西线工程的质疑，或要求足够的补偿的。但更多具有独立背景的专家一再强调，西线工程是否可行，并不能仅仅从调水区四川省的损失来衡量，而是要从调水区、受水区的总效益及综合环境影响来评价，如果总效益为正，局部损失能得到有效的补偿，那么工程也是可行的。但恰恰是在整个西线工程的有效性和经济合理性上仍然存在重大疑问。

    例如：一方面，不同部门做出的缺水量估算存在巨大差异，在以需定供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导致高估需水量，助长对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高估可调水量，西线工程计划调水170亿立方米，而据独立专家的计算，实际可调水仅100亿立方米，缺口不小。即使按目前规划的调水量计算，按工程规划也只能满足未来50年的缺水需求。而且从技术上看，西线调水人黄河谷地，解决不了西北内陆流域的缺水。据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透露，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成本高达每立方米水20元，而仅是海水淡化成本就有可能在近二十年内降到每立方米水3元以下。如此高成本的大区域调水，将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而南水北调不是福利性公益性事业，国家无法长期大量补贴。与此同时，我国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节约空间巨大，节约的水资源量可满足相当一部分缺水量，且成本远低于大区域调水。

    我国北方一些地区本属半湿润区，许多地方严重缺水或生态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或是体制性的原因所致。例如，包括罗布泊在内的新疆许多湖泊的干涸或萎缩，黑河流域的断流与沙漠扩展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过度农垦、大建水库、大量截水所致。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缺水，也与不恰当的海河治理工程中，开挖多条人工河道让海河支流直接人海，造成水资源的分配失调有关。

    （二）尊重利益相关民众自主发展与选择的权利

    大型工程都以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大型工程带来的利益往往集中于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地方政府手中，现行的体制以及移民政策，导致许多商业性的工程开发项目都以国家的名义强行低价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损失物的测量与补偿标准的制定都由开发商与政府单方面进行，移民工作由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签订责任状而强制推行，工程造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无法参与到物权处置与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无选择地接受与服从。移民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原有生活来源丧失而又缺乏替代的生计，生活水平下降，从而造成了某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

    例如，南水北调中线的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移民达41.2万人，由于安置地土地数量少，质量低下，承载量有限，难以维持移民的原有生活水平，造成10.8万人返迁，而库区后靠的移民人均土地不足0.4亩，不得不抢种淹没线以下的消落地，或开垦坡度25度甚至45度以上的贫膺坡地。在老的移民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大坝加高的二期工程，还将新增移民25万人以上。同时，库区172米高程以下原后靠的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十多万移民又将面临再次搬迁。

    对工程移民，历史上片面强调“舍小家，顾大家”、“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实际上造成对移民基本权利的不尊重与损害，一方面破坏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原则，给强势集团侵占公共利益或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了口实。2006年被媒体披露并引起关注的下列事件，可作为这一现象的一种解读：三峡总公司下属之三峡旅游公司，将纳税人的钱和公众储蓄支撑起来的国家投资工程，视为企业私产，不仅垄断三峡大坝旅游，打压其他旅行社，收取高额门票，还封杀库区移民自办的旅游项目。

    对南水北调西线、大西线这样地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工程来说，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保护民族与社区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是更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习惯性思维应予纠正。例如，抱着少数民族愚昧落后的偏见，以“救世主”的心态去妄加改造，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与环境为可以任意“平调”与“征用”的对象；把藐视自然、漠视民众权利的无知与狂妄误认为是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

    （三）放弃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

    大西线方案称要再造一个中国，形成沟通我国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的大水网，实现自由调配，改造沙漠成十数亿亩良田。我们知道，自然生态系统的形成，本来是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按照以供定需的自然法则形成的不同群落、不同类型的组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新疆依靠特定的天然降水和冰雪融水量，形成了绿洲、荒漠、戈壁、沙漠的生态系统与环境组合。当人们无休止地通过侵占天然绿洲和部分荒漠来扩展人工绿洲时，就过度消耗了有限的水资源和天然植被的生存空间，而当天然绿洲和荒漠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人工绿洲也将不保。所以按照以需定供的错误观念，认为可以像区域大调水那样任意调配自然资源、任意改变自然环境的工程思路，不仅事与愿违，最后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四）实现真正的科学论证与评估

    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以及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大型工程的决策取决于政治领袖的既定目标，以及具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强势团体的权力与资本话语。在目标既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科学论证”，只能对既定目标下的不同方案进行比较与选择，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无一例外都会得出“无重大制约因素”、“不利影响在采取相应措施后可得到缓解与控制”的结论。然而，这也必然给工程的环境影响问题埋下巨大隐患。

    在对大西线方案的争论中，互联网上有讨论者做过这样的评论：“应该承认，‘朔天大运河’是一个富有‘激情’的设想。在一个决策机制科学有效的社会里面，无论这个设想本身是否科学，他的提出都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丰富了决策者的思维。然而，在一个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决策机制下，决策者的失误同样是不受制约的。越是激情大胆的设想，越是容易引起决策者们头脑发热。一旦付诸实施，其巨大的风险就要由几代甚至几十代普通百姓来承担。这样的先例，好像离我们并不远，也并不少。”

    大西线方案到目前为止并未提出一个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察与研究报告，而一本推想多于实证、文学而非科学的《西藏之水救中国》，竟会让不少人认为它已具有了一种现实可行性。这种现象颇值得深思。三峡工程原设计是在实现135米蓄水四年后的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库区移民安置情况、地质灾害的反应、库尾泥沙淤积观测结果等，再确定达到最终的正常蓄水位175米的时间，初步设计是在实现156米蓄水六年以后的2013年。但由于提前蓄水可以获得巨大的发电收益，156米蓄水已提前一年实现，三峡总公司还希望在2009年即提前4年将水位蓄至175米。尽管不少专家已提出应按原设计安排执行，以保证将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但提前蓄水的决策在缺乏科学论证与评估的情况下，已埋下了很大的环境风险。(范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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