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政策范式的变革

近年来教育公共政策和发展观的转变，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积极的变化。这大致是一个从问题查处开始到政策调整的过程，新的教育政策范式正在形成之中。这一转变提供了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的说明。显而易见，没有社会发展观的宏观转变，单纯追求数量和规模增长（所谓“教育GDP"）的路线就难以真正扭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不仅使得增进教育公平的政策— 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制止高收费的转制学校、均衡教育资源等，具有更大的政治合法性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契机，对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中，一种以人为本、以“公平的发展”为价值的新的教育发展观正在形成之中。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强化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责任，强调促进教育公平，将公平视为与增长和发展同样重要的目标。

虽然教育公共政策开始调整，但由于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传统的决策模式、参与过程、政策工具等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社会生活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教育政策面临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较量、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中央一地方政府一学校之间的利益博弈。单一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正在被政府一学校一市场的复杂关系所取代。因而，教育公共政策的变化，必然是一个价值冲突、利益重整的过程。

（二）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

教育领域各种深层次问题的暴露，凸显了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尖锐矛盾。对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追求，以及保障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都直接指向了新的制度安排，呼吁实质性的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教育行政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例如，如何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解放教育生产力，尽快实现教育经费占GDP 4％的目标；如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确定新增长的公共教育经费使用的优先顺序，并保障其有效地使用，都直接指向了建立一种透明、公开、民主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同样，如何提高大学的活力和创造力，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声誉，都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无论高考制度的改革、高等学校制度的改革都已迫在眉睫，不容延误。

高等教育是另一个突出的例证。高校的盲目扩张、金融风险、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低下，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无不与落后陈旧的管理制度相关。与社会其他领域不同，高等教育由于其产品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效益的滞后性，基本处于失去社会评价和监管的状态，只存在来自政府的行政管理。由于这仍然是一种“内部人”管理，其基本状态往往是尽量掩盖问题，而不是正视和处理问题。事实上，这些年高考招生舞弊、不良学术风气、校园建设腐败等各种问题，主要是通过舆论监督、由媒体揭露的。显而易见，无论大国的崛起还是大学的崛起，都是制度文明的产物。我们所渴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气象，绝非几项急功近利的优惠政策所能催生出来的。我们虽然确立了参与国际竞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计划体制下建立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基本没有改变，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许多大学设立了驻京办事处，必须事事“跑部前进”。与此同时，副部级大学的设立，使大学的官场化、行政化达到了新的阶段。大学校园里盛行的是官场、商场的机制和文化，而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制度、学术本位的管理则日见消沉委顿。显而易见，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仅仅靠增加投人和引进海外人才，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大学的研究水平和竞争力。

（三）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为了追求理想的教育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应当重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推进实质性的、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