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五一前，国家版权局再次重申了要收取KTV每天每间12元的版权费，钱不多，争议很大，看似小事，关注的人很多。各家KTV经营者站出来理论的腰板很硬：酒吧酒价说限制也限制不了，让夜总会两点关门也不可能……只要能开门，北京就有的是来夜店的人，而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目光不是盯着什么版权问题，他们只是在担心KTV是不是要涨价，或者还能不能在包房的沙发上唱出自己要唱的歌。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不能否认的是，作为城市欲望另一面的代言者——夜店，已经有了自己日益庞大的拥趸，接近成熟的发展模式和几乎形成的地下潜规则。

作为一个洋酒的经销商，SUNNY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和北京的各类夜店打交道，“那时候挣钱相当容易，但你面对的人和事却是相当复杂。”SUNNY代理的是葡萄牙产的一种散装红酒，国内灌装之后的成本价大约是40块钱一瓶，SUNNY注册了一个外国公司，给酒取了洋名，还找人设计了酒标——骷髅与玫瑰相UJ，血淋淋的，为的就是打眼。重新包装后，1993年在夜店的卖价1680元钱一瓶，散卖168元一杯。最初为了把酒卖进当时北京卖酒卖得最好的几个酒吧，SUNNY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除了洗澡、吃饭、高额回报之外，SUNNY还找了几个外国人去酒吧点名要这种酒，结果成了。在账面上，SUNNY是赚了大钱的，由于是暴利，所以每月卖出去几十瓶酒SUNNY就已经能够保本，更何况酒一直卖得很好，“卖得好时，一天几百上千瓶都很正常，北京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中型以上夜店里，都铺了我的酒，就是回款很慢，要压很长时间，还不能急，因为那时候出来混夜店的，都是多少有些背景的人。”

在SUNNY的记忆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的夜店里就不缺客人，在没有保龄吧、KTV、慢摇吧的时代，北京多数酒吧、夜总会和迪厅的客人中几乎就没有诚心诚意听音乐、喝酒的，客人中常穿梭的是一些穿着暴露的女孩，门口那些晃了晃荡、见女的眼神就不对的就是老板，几乎全是社会上混的人或者下岗警察，“那时候谁都不知道具备什么条件可以开一家夜店，但社会上对进夜店的人却有着一个大体认识——往好听了说是非主流人群，难听的就是不正经、流氓。但夜店绝对是开一家火一家，我觉得可能是人压抑得太久了，需要一种宣泄。”

作为SUNNY业务上的长期合作伙伴之一，Tiger的很多看法和SUNNY一致，“上世纪80年代，舞厅刚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伤风败俗。有些部门调研，认为由于舞厅出现，造成社会离婚率提高，一些因争抢舞伴引发的治安案件增加，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当时的规定是舞厅四角，要安放排球裁判那样的高凳子，有人看着，要求男女搂的距离‘一拳之距’，近了就会提醒注意点。但也就是形式而已。”在Tiger看来，北京夜店改变规则的转折点之一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不少夜店开始请国外的DJ，而夜店营造的氛围也开始向有钱爱玩爱时髦的人倾斜，50元也好，80元也好，消费的钱数变成了一票到底。价格和环境的相对透明，让夜店的名声有了些许改变：从藏污纳垢所在开始转变为高档消费场所。很多人来夜店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喝一晚上的酒，跳一晚上的舞。”

但对于卖酒的SUNNY来说，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于2000年后钱柜等量贩式KTV的出现，“没有穿着暴露的女服务员，灯光明亮，各房间的门上都开着透明窗户，大量来这里的人不是精力过剩的消费者，而是全家老少亲朋好友一起亮嗓。夜店里第一次出现了明码标价的超市，价格的低廉化让更多的普通人群开始接受夜生活和夜店。”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多的老板开始大规模投资这种属于夜间的娱乐经济，北京的娱乐场所数目以倍数增加，短时间内就突破了2000家，作为一直是在国家不鼓励也从来不投资的项目，夜店经济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据2006年的资料显示，全国各类娱乐场所的增加值占文化产业总增加值的49%，夜店经济成为了文化娱乐业的主要产业形态。三陪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多的夜店不靠小姐和摇头丸也能赚钱。

好像就在一夜之间，夜店站起来了。直到2003年的“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