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质事件，再次向我们敲响境外公民安全问题警钟

“在立法层面，国务院有关部门目前正在起草有关中国人在海外领事保护的法律草案，将有关预防和事后救济的问题以法律的方式完善制度、建立机构、确保财政拨款等。这对海外领事保护的立法缺失会有一个弥补作用。

“我们现在有三个误区，第一是重视事后补救抢救、不重视事前防范。第二是重视法律法条教育，缺乏自救自护教育。没有人教他们实际应该怎么做。三是相关预案只是文件，应该让每个人知道防范的技能。”

3452万国人在海外

蒋崇玉，曾在中国援助利比里亚竹藤编项目组担任副组长。

2007年7月24日这一天，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职业技术中心院内，蒋崇玉正在宿舍整理资料。这时一名歹徒正在行窃，被蒋崇玉发现。情急之下歹徒用刀猛刺蒋崇玉。蒋的头部、面部、颈部、背部被刺10多刀。最后，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歹徒被乱石和棍棒击倒就擒。但蒋崇玉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蒋崇玉事件并非特例。近几年，类似的中国人在境外遇袭的事件已不鲜见。

8月31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唐家璇的讲话以及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工作报告，都足以彰显政府“对保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前的8月21日，外交部2007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也已经正式发布。

“用法律来保护境外中国人安全是大趋势。”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万霞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国家一向重视境外中国人的安全问题，还提出了“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

“在立法层面，国务院有关部门目前正在起草有关中国人在海外领事保护的法律草案，将有关预防和事后救济的问题以法律的方式完善制度、建立机构、确保财政拨款等。这对海外领事保护的立法缺失会有一个弥补作用。”万霞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

随着中国与国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近几年出国进行商务和劳务活动、旅游和留学等各类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据外交部统计，中国公民2006年出境人数达3452万人次；长驻海外工作的中国人有68万；在海外设立的中资机构有1万多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现在海外务工人员有2.6万人。”中建国际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王磊说。

庞大的基数使境外中国人的安全风险系数呈逐年上升态势，而受到人身伤害的绝对数量也超出往年。统计显示，2006年涉及中国人的领事保护事件有3万多起。另一方面，国际安全形势和一些国家的治安情况恶化，国际社会不安定因素逐年增加。据美国国务院称，2006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首次超过1万起，仅伊拉克就发生了约3500起恐怖袭击事件。

“恐怖主义的问题、危害社会安定的打砸抢问题的发生等，都是在境外中国人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国际法专家辛崇阳说。

万霞表示，“恐怖活动针对的是所有外国人，要客观地看待。从目前数据来看，中国人受到恐怖活动伤害的基数是极微小的”。

“一般外出人员只看到光明的一面，但国外的犯罪状况没人讲。海外劳工缺少必要的安全防范，他们自我防范、自救意识这块是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要对他们加强自救自护知识的培训，而不能只是让他们上法律课”。

此外，自身因素也是导致境外中国人存在安全风险的诱因。

由于一些出国人员缺少对国外情况的了解、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淡薄等，都将引发人身安全问题。特别是“不尊重当地居民”的事情时有发生。

融入当地社会

有着多年海外工作经验的王磊与董兆平，不断地总结着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下一个海外项目中“不出差错”。“我们在海外工作时间长，可以说经验教训相对比较多。”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援建工程和合作项目，多集中在中东、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且多在深山、河畔或荒漠地带。而这些地方又是战乱、教派、骚乱、疾病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高风险区域。

地方部族势力和反政府武装引发的突发事件，很容易殃及中国人。中国的援建项目容易卷入该国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冲突之中。

“恐怖袭击虽然很难预防，但很多安全问题是有办法加以防范的，比如与当地居民搞好关系。”中建海外合作事业部高级经理董兆平说，“我们在纳米比亚的时候，会帮助一些贫困家庭修修房子什么的，效果很好，与当地居民关系很融洽”。

“还有一次，40多名黑人集体罢工。事后我才知道，当地有个习俗，过圣诞节的时候，企业习惯上给当地工人发些过节费，甚至有加发一个月工资的，而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发。”董兆平现在说起这些非常平静，但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四十多名当地工人站在工地上，随时都有暴发冲突的可能，气氛非常紧张”。

“罢工平息后我了解到，当地一年有4个节日。后来一到年节，我们会发给当地工人啤酒、面包或者过节费等等。”

事实证明，对当地风俗的了解，以及如何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对于海外务工人员来说显得非常重要。

枪声、罢工、群殴、抢劫，中建的许多海外项目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对约束工人的硬性规定必不可少。

“比如‘只发一小部分工资，以防抢劫；晚上出去散步必须几点回来；要求我们的工人对当地聘请的工人，一定要尊重’；对因公受伤的当地员工必须给予及时的关怀和照顾等等”。

这些看似琐碎且最初还得不到工人理解的小事，事后证明，却是保护工人安全的第一道“护身符”。对于董兆平的做法，万霞也表示出相同的观点：“由于派出人员构成庞杂，留学、经商、务工等人员，普遍法制意识比较弱，对对方法律不了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累积起来的，比如中国商人店铺被烧等等。”

“这说明与当地融合程度很重要。不融洽便会导致矛盾激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具备更多的法律意识。”万霞说。

与机构的法律保障相比，“个人在海外的风险要远比企业大得多，发生的安全问题也更多”。王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