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叹息，30岁还是“北大青年”

1967年，徐帆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艺术世家，父母都是楚剧演员。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她对演戏很着迷。 1979年，湖北省戏曲学校恢复招生，设京剧科、楚剧科。徐帆想报名，但她父亲觉得学戏剧太苦、出路太窄，没同意。徐帆不甘心，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偷偷求母亲“高抬贵手”。母亲见她态度坚决，也就默认了。徐帆知道楚剧科的叔叔、阿姨与她父亲很熟悉，为了不暴露“秘密”，就去报考京剧科，并一举考中了。徐父见到女儿的录取通知书时既很惊诧，也很无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很少理她。徐帆明白这是因为自己辜负了父亲希望她报考大学的一片苦心，父亲失望了。她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学好戏，做名角，让父亲开开心心。

那时，戏曲学校刚刚恢复，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宿舍设在大庙里，夏天，蚊子、苍蝇乱飞；冬天，寒风呼呼地往里灌，房间里没生炉子，一夜过后，洗脸毛巾能结冰。为了御寒，同学们喜欢两人挤在一个被筒里睡。有一个同学脾气很大，没人愿意与她搭伙，她见徐帆年龄小，好说话，就拱进徐帆的被窝里。睡到半夜，她把整床被子都紧紧地裹在自己的身上，徐帆被冻醒了，但没敢吱声，只好蜷缩着身子、浑身发抖地熬到天亮。第二天，徐帆感冒了，体温高达40℃。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了，徐帆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敢让人捎信给父母，更不敢回家，生怕父亲知道了生气。她在身上盖了三床被子，仍像钻进了冰窟窿似的，冷得浑身像筛糠。她嘴咬枕头，眼睛流泪，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好起来，我一定要争一口气。

天有不测之风云，1982年临近毕业时，戏曲学校解散了，这对徐帆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她别无选择，惟有拎着铺盖卷，失魂落魄地回家。回到家，她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哭了整整一天。徐父气得脸色铁青，徐母唉声叹气：她已是15岁的姑娘了，改上普通中学，功课肯定跟不上；找工作吧，年龄又太小。怎么办才好？

徐帆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听说武汉话剧团招收学员，又去报考。毕业以后，她留在话剧团工作，无论大角色，还是跑龙套，她都演得很上心。虽然收入不高，也不可能出名，但她知足了。有戏可演，已是她最大的心愿。

1986年春节前夕，徐帆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演员杨立新寄来的贺年卡。她打开一看，见里面夹着一张便条，便条上说，这年春天，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合办一个班，成绩优秀者有留在北京人艺的可能。杨立新年前到武汉拍电视剧期间，与徐帆合作很愉快，两人成了挚友。他希望徐帆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可是命运不济的徐帆此时正处在屋漏偏逢连夜雨时期，她的母亲卧病在床，她自己因贫血住进了医院，每天大脑昏昏沉沉的，稍微活动就眼冒金星。去还是不去呢？徐帆犹犹豫豫，连节都没过好。直到考试前三天，她才下定决心去北京碰碰运气。她以家中有事为由，向医生请了三天假，偷偷地跑去首都。当时，她的兜里没有多少钱，只够买一张硬座票，坐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北京。

杨立新看到徐帆病恹恹的样子，非常同情她。杨立新的妻子为她准备了巧克力和红糖水，让她好好补养身子。 考试那天，徐帆按照要求表演了一个小品。结束时，一位监考老师问她：“你怎么不抹口红啊？你看，你满脸煞白，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3月初，徐帆接到杨立新的报喜电话：“你被录取了！”拿着话筒，徐帆仿佛是在梦中，喃喃地说：“真的吗？我考上大学啦？”徐帆虽然考上了大学，也留在了北京人艺，但她的艺术之路充满坎坷，尽管许多师弟、师妹成了“大腕”，她依旧不显山、不露水，平平淡淡的。她活得比较累，总想让所有人满意，但往往顾此失彼，自己受尽委屈。她像丑小鸭那样，事业上没什么起色，爱情上没遇到意中人。日复一日，她成了“北大青年”（意为北京大龄青年）。